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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