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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12）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13）。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3）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4）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5）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6）“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7）魏延（？—234）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8）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9）“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10）“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11）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12）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13）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12）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13）。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3）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4）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5）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6）“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7）魏延（？—234）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8）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9）“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10）“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11）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12）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13）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