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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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朝末期始，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种社会现状刺激着很多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感。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知识分子的开始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到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希望能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上，拯救即将覆灭的清王朝。然而在军事、科技、政治体制等等多方面的救国探索均告失败，清朝土崩瓦解，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清王朝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斗争等众多特殊历史阶段，其间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新国家的想象。
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国家落后的原因，发现国力衰微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从就开始了他们改革国家政体之路，起初是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在清朝覆灭后，提出的民主共和国设想等。民国时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状况、相对自由的西学传播，使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建设提出很多不同的构想。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自身的问题：民族问题，当时的中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历史地位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重要问题。单个强势民族的统治，几个强势民族联合统治，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或轮流统治等等，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这些想象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他们未来的国家和社会的期望，涉及对以往中国历史的反思、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国家的民族的构成，各民族的地位等等。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应用，是新的社会历史观的反映，它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现代知识分子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5月28日）中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他认为“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又引孟德斯鸠的论断“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梁氏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政术”即数千年以迄今的“驯民、餂民、役民、监民”之术“宜其永保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
在意识到国家落后的症结之后，梁启超又写立宪法议（1901年6月7日）探讨国家政体问题，希望国家摆脱被人欺凌的屈辱地位。他指出“世界之政有二 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并分析指出各种政体的优劣，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
指出君主立宪为最好，也可以实施的政体。文中也交代了中国不能立刻施行立宪政体，实施立宪政体的前提条件是“民智稍开”“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不过梁启超也规划出要加速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应该的努力步骤。有同类思想的文章还有灭过新法论（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梁氏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政体，但也看到在中国实施的困难性，并且发现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所谓民智，就是要对国民进行启蒙，不能再做愚民。要有新国家、新政体，就要先有具备新思想，适合新政体、新国家的国民。这是不久以后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五四运动强调揭露国民劣根性，由知识分子承担启蒙重任，国民才是国家的关键。写于1902年3月10日的论功德是强调国民有功德的重要性，缺乏功德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之后还有连续的论自由、论进步、论私德、新民说、新民议等，有论国家必备元素的，也有论国民必备元素的，梁氏对国家和国民都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
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月12日，22日）探讨中外古今对“国家”的认识演变，并且对比优长。在回顾欧洲历史的基础上，梁氏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这是梁启超对自己思想的矫正，梁氏在考察中国国情的基... -->>
自清朝末期始，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种社会现状刺激着很多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感。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知识分子的开始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到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希望能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上，拯救即将覆灭的清王朝。然而在军事、科技、政治体制等等多方面的救国探索均告失败，清朝土崩瓦解，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清王朝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斗争等众多特殊历史阶段，其间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新国家的想象。
在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国家落后的原因，发现国力衰微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从就开始了他们改革国家政体之路，起初是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在清朝覆灭后，提出的民主共和国设想等。民国时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状况、相对自由的西学传播，使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建设提出很多不同的构想。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自身的问题：民族问题，当时的中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历史地位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重要问题。单个强势民族的统治，几个强势民族联合统治，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或轮流统治等等，都是知识分子考虑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这些想象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他们未来的国家和社会的期望，涉及对以往中国历史的反思、新的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国家的民族的构成，各民族的地位等等。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应用，是新的社会历史观的反映，它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现代知识分子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5月28日）中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他认为“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又引孟德斯鸠的论断“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梁氏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政术”即数千年以迄今的“驯民、餂民、役民、监民”之术“宜其永保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
在意识到国家落后的症结之后，梁启超又写立宪法议（1901年6月7日）探讨国家政体问题，希望国家摆脱被人欺凌的屈辱地位。他指出“世界之政有二 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并分析指出各种政体的优劣，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
指出君主立宪为最好，也可以实施的政体。文中也交代了中国不能立刻施行立宪政体，实施立宪政体的前提条件是“民智稍开”“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不过梁启超也规划出要加速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应该的努力步骤。有同类思想的文章还有灭过新法论（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梁氏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政体，但也看到在中国实施的困难性，并且发现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所谓民智，就是要对国民进行启蒙，不能再做愚民。要有新国家、新政体，就要先有具备新思想，适合新政体、新国家的国民。这是不久以后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五四运动强调揭露国民劣根性，由知识分子承担启蒙重任，国民才是国家的关键。写于1902年3月10日的论功德是强调国民有功德的重要性，缺乏功德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之后还有连续的论自由、论进步、论私德、新民说、新民议等，有论国家必备元素的，也有论国民必备元素的，梁氏对国家和国民都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
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月12日，22日）探讨中外古今对“国家”的认识演变，并且对比优长。在回顾欧洲历史的基础上，梁氏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这是梁启超对自己思想的矫正，梁氏在考察中国国情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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