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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开盘，一切如旧，但不一样的是北京方面全是老人，广东方面是两个老人带一个新人，而我们上海则是一个老人带两位新人，而所谓的“老人”，就是我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其实所谓新人只是第一次参与开盘，他俩在上海公司可都是业务突出的人，并且在上海也认真做了准备，但毕竟是第一参与开盘，多少有些忐忑。我轻车熟路地重复着以往开盘的工作，但以前多半依靠林继坪，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责任变重了，装盒、数数、签字，我先让小林在旁边看着我干，大家现在已没有了演习时的嬉笑和玩耍，就连空气都显得有点凝重，连平时最爱说笑的陈立华也在仔细地数着包数。完成了手续，王阿宝一声令下，林语梅抱着十几盒货刚要走，又对我说：“你走前面呀！”我说：“我在后面跟着你！”马宇珍则右手攥拳轻敲桌子，既是鼓励也是自勉，低声说道：“成功！”我们走进谈判间，只听到客人们“哇”的声音，自出口部成立以来，从没有同时出现过这么多女同志（其实也不过三位），都感觉新鲜。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该打招呼打招呼，该分货分货，该叮嘱签字绝不落空。蓝布盒一打开，开始数纸包，整个屋子都安静了，小林看了我一眼，显得轻松不少，我小声告诉她：“一定要注意客人看完货后，是否在盒子上面签字！”我的眼睛也没离开过桌面的货，签了字的放在准备好的盒里。第一轮看完剩下的货该数数、对数、准备入库了，我和小林迅速到工作台打包、数数、合包、装盒，我注意到小林干活的速度没比我慢多少不禁问道：“你打包还挺利索呀！”小林小声说道：“在上海时，一接到常驻广州的通知，我们就开始练这活。怎么样，还可以吧？”怎么还说胖就喘了呢，离我的手艺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搬货回库房，马宇珍已经将下一轮的货品备齐。我将上一轮剩下的货品递给她，马宇珍收货、对货、签字。在热烈而镇定的情绪里，我们互相提醒着也互相包容着，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第一回合的工作，整货、充批次、换包、制单等，后面的工作越来越顺了。
在后来的开盘中，也曾出现过一个大笑话。那是在交易会过后的一次开盘中，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和小林将货拿回库房后马宇珍对我们说：“刚才我又数了一遍，你们拿回的货少了一包！”我俩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出库簿，一眼看见了她的签字说道：“不会吧？您都签字了呀！”小马着急地说：“我是签字了，但就是少一包，你们到外面再看看。”我一边说好一边数着下一轮的货，之后我抱着货往外走，小林小声嘟囔着：“字都签了，不管她！”我急着说道：“别介，什么都有万一，你们俩在上海时是两派，但这里可不兴这个，出口部全体只有一个派----干活派。你看人家广东口岸的同志，虽说是广东的，但在这都不分派，只知道干活，你们上海人在上海怎么分派都没关系，但到了这，在工作中绝对不允许！”“可是她都签字了呀！”我说一会问问她缺的是哪号货。又结束了一轮看货，回到库房时看到马宇珍满脸愁容，嘴里不停叨叨着“怎么会少一包呢？”我赶忙跟她说：“先别惦记它了，我们在外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找到，你查出来是哪号货了吗？”马宇珍说道“我查了进货单，是C字头的货，单价350元。”她一边说一边把下一轮的货递给我们，我迅速回忆着上一轮给客人看的货。等到了谈判间，小林在一旁招呼着客人，我还在玩命地冥思苦想：C字头、350元、簪子，长棍簪子，中纸包，有一半露在外边，我赶忙跟林语梅打了个招呼：“我先回库房一下！”我急匆匆跑进库房对马宇珍喊了一句“簪子！簪子在哪？”“屉里没有簪子呀！”马宇珍说道。我已到了办公桌前，上下的看了一会，扭头一看窗台上放着那多一半露在包外面的翠簪子，包上标着350元。哈哈！找到了！整个库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马宇珍满脸泛红，拿着簪子喃喃道：“想起来了，你们刚一退库时我怕簪子被碰坏了，随手就将它放在窗台上了，想着都完事后再放进铁柜里，谁承想……多亏了小李！”“哎呦，我得赶紧出去了，客人看货看的差不多了。
工作中的和谐离不开大家平时的互相认知。
马宇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不过十来岁，出口部最难熬的岁月就是两次开盘之间的时间，大家都无所事事的自己找活干。口岸来的货不多，作价组的工作按部就班，每逢此时就能看到马宇珍拿着家里的照片凝神而望，时而靥笑春桃、时而蛾眉欲颦、时而满含热泪，待我们进来，她欲言又止，想儿女心里苦，心想着不满十岁的孩子每天就应该等着妈妈下班后，扑进妈妈的怀中，十来岁的大孩子就想趁夜晚向妈妈吐露心声。可现在只能无所事事对着铁柜，满腹心事对谁言？
楼下的谢美兰与马宇珍同病相怜。
刘彤兰已经25岁还没有男朋友，在当时已进入到老姑娘的行列。
唯独无烦无恼的就是林语梅，她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就工作，已经4年多了，由于命运的捉弄，她信命、讲易经、信风水、爱卜卦。她是一个上海穷苦人家的女儿，好多经历和我们家相仿佛，她父亲以前在上海十六铺做搬运工，扛大个养活着一家人，我父亲蹬三轮车供我们兄弟五人吃喝上学；她上学时除了老师教的不会，其他没有不懂的，我则是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整天捡柏树籽、掰墙头玻璃当废品卖；她为了护着妹妹不怕和男孩子打架，而我则是胡同里的“牛哥”；我们俩从来没想过上高中，都只求赶快工作，一个是想着抚育妹妹长大，一个是一心只想赶紧帮衬爸妈；我俩唯一不一样的是我的父母健在，我还能幸福得接受父母的疼爱，而她却父母双亡，欲尽孝而双亲不在。尤其是她说得那句“当我毕业后参加工作挣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爸没能见到自己孩子的回头钱，他走了。”我听着不免心酸。
终于等到开盘，一切如旧，但不一样的是北京方面全是老人，广东方面是两个老人带一个新人，而我们上海则是一个老人带两位新人，而所谓的“老人”，就是我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其实所谓新人只是第一次参与开盘，他俩在上海公司可都是业务突出的人，并且在上海也认真做了准备，但毕竟是第一参与开盘，多少有些忐忑。我轻车熟路地重复着以往开盘的工作，但以前多半依靠林继坪，但现在我觉得我的责任变重了，装盒、数数、签字，我先让小林在旁边看着我干，大家现在已没有了演习时的嬉笑和玩耍，就连空气都显得有点凝重，连平时最爱说笑的陈立华也在仔细地数着包数。完成了手续，王阿宝一声令下，林语梅抱着十几盒货刚要走，又对我说：“你走前面呀！”我说：“我在后面跟着你！”马宇珍则右手攥拳轻敲桌子，既是鼓励也是自勉，低声说道：“成功！”我们走进谈判间，只听到客人们“哇”的声音，自出口部成立以来，从没有同时出现过这么多女同志（其实也不过三位），都感觉新鲜。好在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该打招呼打招呼，该分货分货，该叮嘱签字绝不落空。蓝布盒一打开，开始数纸包，整个屋子都安静了，小林看了我一眼，显得轻松不少，我小声告诉她：“一定要注意客人看完货后，是否在盒子上面签字！”我的眼睛也没离开过桌面的货，签了字的放在准备好的盒里。第一轮看完剩下的货该数数、对数、准备入库了，我和小林迅速到工作台打包、数数、合包、装盒，我注意到小林干活的速度没比我慢多少不禁问道：“你打包还挺利索呀！”小林小声说道：“在上海时，一接到常驻广州的通知，我们就开始练这活。怎么样，还可以吧？”怎么还说胖就喘了呢，离我的手艺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搬货回库房，马宇珍已经将下一轮的货品备齐。我将上一轮剩下的货品递给她，马宇珍收货、对货、签字。在热烈而镇定的情绪里，我们互相提醒着也互相包容着，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第一回合的工作，整货、充批次、换包、制单等，后面的工作越来越顺了。
在后来的开盘中，也曾出现过一个大笑话。那是在交易会过后的一次开盘中，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和小林将货拿回库房后马宇珍对我们说：“刚才我又数了一遍，你们拿回的货少了一包！”我俩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出库簿，一眼看见了她的签字说道：“不会吧？您都签字了呀！”小马着急地说：“我是签字了，但就是少一包，你们到外面再看看。”我一边说好一边数着下一轮的货，之后我抱着货往外走，小林小声嘟囔着：“字都签了，不管她！”我急着说道：“别介，什么都有万一，你们俩在上海时是两派，但这里可不兴这个，出口部全体只有一个派----干活派。你看人家广东口岸的同志，虽说是广东的，但在这都不分派，只知道干活，你们上海人在上海怎么分派都没关系，但到了这，在工作中绝对不允许！”“可是她都签字了呀！”我说一会问问她缺的是哪号货。又结束了一轮看货，回到库房时看到马宇珍满脸愁容，嘴里不停叨叨着“怎么会少一包呢？”我赶忙跟她说：“先别惦记它了，我们在外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找到，你查出来是哪号货了吗？”马宇珍说道“我查了进货单，是C字头的货，单价350元。”她一边说一边把下一轮的货递给我们，我迅速回忆着上一轮给客人看的货。等到了谈判间，小林在一旁招呼着客人，我还在玩命地冥思苦想：C字头、350元、簪子，长棍簪子，中纸包，有一半露在外边，我赶忙跟林语梅打了个招呼：“我先回库房一下！”我急匆匆跑进库房对马宇珍喊了一句“簪子！簪子在哪？”“屉里没有簪子呀！”马宇珍说道。我已到了办公桌前，上下的看了一会，扭头一看窗台上放着那多一半露在包外面的翠簪子，包上标着350元。哈哈！找到了！整个库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马宇珍满脸泛红，拿着簪子喃喃道：“想起来了，你们刚一退库时我怕簪子被碰坏了，随手就将它放在窗台上了，想着都完事后再放进铁柜里，谁承想……多亏了小李！”“哎呦，我得赶紧出去了，客人看货看的差不多了。
工作中的和谐离不开大家平时的互相认知。
马宇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不过十来岁，出口部最难熬的岁月就是两次开盘之间的时间，大家都无所事事的自己找活干。口岸来的货不多，作价组的工作按部就班，每逢此时就能看到马宇珍拿着家里的照片凝神而望，时而靥笑春桃、时而蛾眉欲颦、时而满含热泪，待我们进来，她欲言又止，想儿女心里苦，心想着不满十岁的孩子每天就应该等着妈妈下班后，扑进妈妈的怀中，十来岁的大孩子就想趁夜晚向妈妈吐露心声。可现在只能无所事事对着铁柜，满腹心事对谁言？
楼下的谢美兰与马宇珍同病相怜。
刘彤兰已经25岁还没有男朋友，在当时已进入到老姑娘的行列。
唯独无烦无恼的就是林语梅，她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就工作，已经4年多了，由于命运的捉弄，她信命、讲易经、信风水、爱卜卦。她是一个上海穷苦人家的女儿，好多经历和我们家相仿佛，她父亲以前在上海十六铺做搬运工，扛大个养活着一家人，我父亲蹬三轮车供我们兄弟五人吃喝上学；她上学时除了老师教的不会，其他没有不懂的，我则是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整天捡柏树籽、掰墙头玻璃当废品卖；她为了护着妹妹不怕和男孩子打架，而我则是胡同里的“牛哥”；我们俩从来没想过上高中，都只求赶快工作，一个是想着抚育妹妹长大，一个是一心只想赶紧帮衬爸妈；我俩唯一不一样的是我的父母健在，我还能幸福得接受父母的疼爱，而她却父母双亡，欲尽孝而双亲不在。尤其是她说得那句“当我毕业后参加工作挣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爸没能见到自己孩子的回头钱，他走了。”我听着不免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