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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页，但依然不够成熟、完善，只局限于形式的繁华，而没有在思想上进一步的发展。殷商时期浓厚的巫术宗教终于到了周代日渐消减。在周代时已经基本摆脱巫术的限制，孔子说：不知人事，焉问鬼事。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基本上摆脱了不确定的神巫的信念，他们的理论的根据一般在“上古先人”这就决定他们不会去特意编造一个宏伟的故事去指导他们。其后现世的儒家的传统主宰中国两千年，更没有机会产生史诗了。周代以来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各种神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以后的儒家思想更将这种尚礼之风推向极致。汉人更崇敬自己的祖先，汉人的宗教其实是祖先崇拜。诗经雅中的五篇颇具史诗气质的叙事诗，它们重视史实的再现，重视诗的功用，重视歌功颂德，这都不难理解了。但也正因此，张扬的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这些诗史特有的浪漫色彩在中国古代记史类叙事诗中不复存在。到了战国，历史散文的勃兴更使以诗记史的方式的可能性完全封杀。
其次是因为上古时期的汉民族在面临政治管理时，几乎是必然般的选择了家族式社会管理，即所谓“家天下”汉人的家族概念比任何民族都强，而他们的行而上的东西可以说最显著的是祖先崇拜。因此，当一个王族试图编写“史诗”的时候，编出来的就只能是“家族史”如商颂，公刘。齐人自认是姜氏后裔，编造“炎帝”的神话，周人自认是姬氏后裔，便编造“黄帝”神话，于是便有了“炎黄子孙”的神话。每当一个王朝新出现，他们便为自己的祖先安排神话传说，以证明是“天之子”几乎每个王朝的始祖都可以上溯到炎黄时期。
最后，从史诗的载体看，中国古代诗歌简约、清隽的风格决定了中国古代不会产生鸿篇巨制的诗史。伊里亚特中光描写俄德修斯的一个伤疤就用了七十五行诗。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以诗经雅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风格制约了古诗创作的篇幅长短，使其不可能向长篇史诗发展。不过从深层次上看它仍然是民族意识决定的，因为史诗的载体不是文字而是说唱。李朝认为原因是汉字的早熟，因为既然有了发达的书面语言就不需要史诗的传诵了，但是西亚的文字要比汉字早熟一到两千年，他们同样有史诗，所以仍然应归结到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上。
汉民族是否有史诗当然还不能下断论，但至少据目前的发现来说是没有的，兴许在将来的某处发现，就像苏美尔（sumer）写在十二块泥版上的吉尔伽美什。黑格尔说：（史诗）“事实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所特有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物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据一位芬兰学者的意见，史诗应该是表达共同体间“表达认同”的超级故事。所谓“认同”就是史诗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文化符号和情感被共同体间所接受和认同，乃至成为他们自我辨识的寄托。但是没有史诗这种这种人文的、现实的、入世的文化传统本身便是汉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意识。
2004-12-25
的一页，但依然不够成熟、完善，只局限于形式的繁华，而没有在思想上进一步的发展。殷商时期浓厚的巫术宗教终于到了周代日渐消减。在周代时已经基本摆脱巫术的限制，孔子说：不知人事，焉问鬼事。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基本上摆脱了不确定的神巫的信念，他们的理论的根据一般在“上古先人”这就决定他们不会去特意编造一个宏伟的故事去指导他们。其后现世的儒家的传统主宰中国两千年，更没有机会产生史诗了。周代以来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各种神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以后的儒家思想更将这种尚礼之风推向极致。汉人更崇敬自己的祖先，汉人的宗教其实是祖先崇拜。诗经雅中的五篇颇具史诗气质的叙事诗，它们重视史实的再现，重视诗的功用，重视歌功颂德，这都不难理解了。但也正因此，张扬的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这些诗史特有的浪漫色彩在中国古代记史类叙事诗中不复存在。到了战国，历史散文的勃兴更使以诗记史的方式的可能性完全封杀。
其次是因为上古时期的汉民族在面临政治管理时，几乎是必然般的选择了家族式社会管理，即所谓“家天下”汉人的家族概念比任何民族都强，而他们的行而上的东西可以说最显著的是祖先崇拜。因此，当一个王族试图编写“史诗”的时候，编出来的就只能是“家族史”如商颂，公刘。齐人自认是姜氏后裔，编造“炎帝”的神话，周人自认是姬氏后裔，便编造“黄帝”神话，于是便有了“炎黄子孙”的神话。每当一个王朝新出现，他们便为自己的祖先安排神话传说，以证明是“天之子”几乎每个王朝的始祖都可以上溯到炎黄时期。
最后，从史诗的载体看，中国古代诗歌简约、清隽的风格决定了中国古代不会产生鸿篇巨制的诗史。伊里亚特中光描写俄德修斯的一个伤疤就用了七十五行诗。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以诗经雅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风格制约了古诗创作的篇幅长短，使其不可能向长篇史诗发展。不过从深层次上看它仍然是民族意识决定的，因为史诗的载体不是文字而是说唱。李朝认为原因是汉字的早熟，因为既然有了发达的书面语言就不需要史诗的传诵了，但是西亚的文字要比汉字早熟一到两千年，他们同样有史诗，所以仍然应归结到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上。
汉民族是否有史诗当然还不能下断论，但至少据目前的发现来说是没有的，兴许在将来的某处发现，就像苏美尔（sumer）写在十二块泥版上的吉尔伽美什。黑格尔说：（史诗）“事实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所特有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物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据一位芬兰学者的意见，史诗应该是表达共同体间“表达认同”的超级故事。所谓“认同”就是史诗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文化符号和情感被共同体间所接受和认同，乃至成为他们自我辨识的寄托。但是没有史诗这种这种人文的、现实的、入世的文化传统本身便是汉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意识。
200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