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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接第十七章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秦观词（五）
解读这首《踏莎行》的第二条路径是——与爱情无关。
第二条路径是：这首词是秦观向朋友表达心迹之作。在经历了赵君锡事件之后，秦观毕竟连累了苏氏兄弟，苏轼虽然不说什么，但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起来。其他的朋友们也多站自苏轼一边，对秦观颇有微词。如在黄庭坚与秦观的通信中，敏感的秦观显然察觉到了这种尴尬的局面。秦观也是有苦说不出呀。虽然是无心之失，但错得实在太愚蠢了！于是，朋友间的通信，一封封叠加着怨气，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便是指词而言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在写作手法上叫做“以景结情”，好处就是言尽而意不尽，但因为“意不尽”就很难考实了，只能各有各的理解。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别见于陆凯在《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和东汉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问的书信，触动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一个“恨”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
整首词虚实结合、含蓄幽隐，情韵凄苦哀怨，催人泪下。苏轼与秦观“同升而并黜”，于贬谪之感体会尤深，故独赏其“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之句，曾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并将二句书于扇面，永志不忘。王国维则赏其“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以为凄厉深挚，并将其作为“有我之境”的代表。
历代酷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词的人很多，他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有人说这是秦观自悔不该离乡入仕，更不该介入党争，也有人说这是秦观因自己忠而见疑、信而受谤，于是呼天抢地，穷诘究竟······说法还有许多，而确切的答案也许在公众话语里永远也无法为人所知了，但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是诗歌语言所营造出的歧义空间的魅力所在。
无论歧义空间的范围有多大，反观这首《踏莎行》，情绪上是悲怆而近乎绝望的，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与苏轼、黄庭坚相比，秦观是三人中年岁最小的一个，可是，却是最早去世的一个。
这样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容若的影子，也难怪容若深爱秦观其人其词，把他引为隔世知己了。但是，秦观的悲哀不同于容若的富贵闲愁，他的经历也不同于苏轼和黄庭坚，他的生活似乎永远在低谷里徘徊。有人说秦观早年科举失利，便颓丧得几乎无以自拔，可见其性格的敏感和脆弱，殊不知那场科举秦观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坐了牢，这个牢还是皇帝的诏狱，可见事态的严重。好容易出诏狱后，已经倾家荡产，只能求亲告友，想谋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作。自此之后，无论官场还是人生，秦观几乎永远都在底层，也永远都在经受波折，即便在死后，也因为党争的牵累，名列元祐党人碑，书被禁、版被毁，子孙不得入仕。秦观这一生，唯一的顶点就是他的词（这甚至让他凌驾于苏轼之上，因为苏轼以诗入词，在当时过于前卫，并不被太多的人接受），而最有自信的生活便只是在歌楼酒肆之间、黛眉红袖之侧。
今天如果有人去郴州，可以在苏仙岭上看到一块大石碑，碑上是秦观的这首《踏莎行》，还有苏轼的跋，由米芾题写，因而得名“三绝碑”。一块小小的石碑或许没有什么看头，可看的是石碑背后的这些故事。
此篇接第十七章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秦观词（五）
解读这首《踏莎行》的第二条路径是——与爱情无关。
第二条路径是：这首词是秦观向朋友表达心迹之作。在经历了赵君锡事件之后，秦观毕竟连累了苏氏兄弟，苏轼虽然不说什么，但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起来。其他的朋友们也多站自苏轼一边，对秦观颇有微词。如在黄庭坚与秦观的通信中，敏感的秦观显然察觉到了这种尴尬的局面。秦观也是有苦说不出呀。虽然是无心之失，但错得实在太愚蠢了！于是，朋友间的通信，一封封叠加着怨气，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便是指词而言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在写作手法上叫做“以景结情”，好处就是言尽而意不尽，但因为“意不尽”就很难考实了，只能各有各的理解。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别见于陆凯在《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和东汉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问的书信，触动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一个“恨”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
整首词虚实结合、含蓄幽隐，情韵凄苦哀怨，催人泪下。苏轼与秦观“同升而并黜”，于贬谪之感体会尤深，故独赏其“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之句，曾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并将二句书于扇面，永志不忘。王国维则赏其“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以为凄厉深挚，并将其作为“有我之境”的代表。
历代酷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词的人很多，他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有人说这是秦观自悔不该离乡入仕，更不该介入党争，也有人说这是秦观因自己忠而见疑、信而受谤，于是呼天抢地，穷诘究竟······说法还有许多，而确切的答案也许在公众话语里永远也无法为人所知了，但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是诗歌语言所营造出的歧义空间的魅力所在。
无论歧义空间的范围有多大，反观这首《踏莎行》，情绪上是悲怆而近乎绝望的，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与苏轼、黄庭坚相比，秦观是三人中年岁最小的一个，可是，却是最早去世的一个。
这样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容若的影子，也难怪容若深爱秦观其人其词，把他引为隔世知己了。但是，秦观的悲哀不同于容若的富贵闲愁，他的经历也不同于苏轼和黄庭坚，他的生活似乎永远在低谷里徘徊。有人说秦观早年科举失利，便颓丧得几乎无以自拔，可见其性格的敏感和脆弱，殊不知那场科举秦观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坐了牢，这个牢还是皇帝的诏狱，可见事态的严重。好容易出诏狱后，已经倾家荡产，只能求亲告友，想谋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作。自此之后，无论官场还是人生，秦观几乎永远都在底层，也永远都在经受波折，即便在死后，也因为党争的牵累，名列元祐党人碑，书被禁、版被毁，子孙不得入仕。秦观这一生，唯一的顶点就是他的词（这甚至让他凌驾于苏轼之上，因为苏轼以诗入词，在当时过于前卫，并不被太多的人接受），而最有自信的生活便只是在歌楼酒肆之间、黛眉红袖之侧。
今天如果有人去郴州，可以在苏仙岭上看到一块大石碑，碑上是秦观的这首《踏莎行》，还有苏轼的跋，由米芾题写，因而得名“三绝碑”。一块小小的石碑或许没有什么看头，可看的是石碑背后的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