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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作古体诗总感觉有些为难，‘古诗新作’的问题也困扰着当代的古代文学爱好者，虽然这样的话有些拗口，但是不能不加上‘古代’、‘现代’这些限制词，因为时间的确是一剂猛药，倏忽间就将原来的肥沃土壤变成龟裂的荒原。
在现代人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些对于古人诗作的赏析中，正常会说某个诗人虽然表达了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情感，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思想状态。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思想仍然停滞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其实这也就是以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古代的文学情感表达的情况。
我们往往有同情，但是还没有达到共情，同情是站在历史高处去回顾从前，譬如登到山顶再去看山脚，必然是一清二楚，踌躇满志。但当正在攀登的过程中，无论是向上望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是向下看幽渺的深渊，都只会‘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之所以认为可以看清古人文学情感表达的含义和局限，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也没明白自己也正站在山腰。我们一直回顾所谓的传统，要求恢复传统，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下之于未来也将是传统。我们执着于过回顾与总结，但是忘记了发掘创造本身的内涵。
同样这个答案也可以用来解答为什么现代人作诗难以达到古人的水准的问题。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行剖析，我们何以认为现代人做诗就不能达到古人的水准？古人的水准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看的？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今人的诗作？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维度的问题。这不是纯粹的文学观的问题，同样也是史观乃至价值观的问题。
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中西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同样在文学的创作和评论领域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话语权的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观念看待文学，就会造成相应的价值判断。
而当下对于我们的价值判断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不能不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无限追求不断向前的、和目的的、不可逆的观念正在这百年间深刻的影响乃至重塑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以为对于科学和理性的力证便能消除对于既有道德权威秩序观念坍塌的废墟。但是旧的废墟不清理就产生不了新建筑，不过旧废墟太庞杂了，不是轻易就能移走的。所以另起炉灶地重建便是最便捷的方法。但无论建筑建在哪里，总要立足于这片土壤，毕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如果这片本身就是雪地，那么只能以冰砖垒起雪房子，非要建起现代洋气的水泥钢筋结构，那根本无从立足。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把雪房子推倒了，还能打着反传统的旗号去再堆个雪房子吗？肯定不能。那么就只能折中建个活动板房，它决然不取材于这片土地，但是也能在这片土地中暂时立住，虽然在皑皑的雪国里看起来那么突兀，也未必禁得住暴风雪的吹打。但是每次被暴风雪毁坏之后，便可以从‘复辟传统’的恶风之中吸取到建起更稳固的板房的经验。
那么我们的古诗创作的土壤是什么？我觉得不能不去谈传统，那传统是什么？这里不去谈形而上的定义。我认为就二字——经史。按《说文》解，经者，是一条条线贯穿起来，那么就是规律，史即记事，则是形势。
俗话说，‘先读经再读史，则论事不悖于先贤；既读史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可见经史不能割裂，就与《论语》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道理。只读经，则言道近乎玄，只读史，则论事放于野。
很多人会疑惑传统文化汪洋浩荡，如何‘经史’二字便能一言以蔽？那么为什么现代若干社会问题都能以一‘相信科学’以做结呢？一个道理，这就是与话语体系的塑造一样，是一种对于文化阐述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思想认识的工具，就和前文所讲的评述古代文学的套路一样。我谈‘经史’并非说以史论事，以经概言。而是以‘经史’所代表之道德秩序与科学所代表之个性理***相较而言。
我们在谈到建安风骨，谈到魏晋风度，谈到明清小说时总是喜欢研究文学主体自我的觉醒。但这种觉醒是评论者基于某种抽象概念而做出的机械阐述，还是真正的基于共情的理解，是不是‘被’觉醒值得思考。我们到底是用怎样的尺度在丈量古代文学？我这么说绝不是否认文学主体具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因为即使是经本身也脱离不了原始记事的史学气味，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更遑论文学始祖诗骚中的所谓非文学性的成分。所以我想要的是问一问这个文学主体的觉醒是从哪一面走向了哪一面。我们有不同的尺度，但是丈量的是同一个问题。最怕的就是还没有一个丈量的工具在手中，就急着去用手指比划长度，而当根本无从为继的时候便直接抛开它，彻底否定问题。
所以选择好一个工具，理解其尺度的能指和所指，然后才有丈量的资格。那么我所谓的‘经史’的尺度指代是什么，我觉得‘经’是一定历史范畴内都普遍适用的规律和抽象理念，‘史’是一时之形势与相应运动之体制。
这些抽象理念从短期看是一定历史范畴内维系社会各领域常态的准则，其精神是抽象的，而构建其型体的每个因素是具体的。而从长期、宏观的角度去看历史，则这种理念即是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
古人对于历史有“治乱”的观念，认为历史是兴废相替的，诸夏民族最早的史学意识‘殷鉴’也体现这点。而既然有所谓‘乱’的看法，则必得先得有所谓‘治’的标准，所谓‘乱’并非单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动乱之具象，而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外儒内法’的方法论、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框架、自然经济的基层形态等构成的王朝相悖的现象。那么这些构成中国古代政权的基本理念就是狭义的体制构成因素。而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土地拥有日趋集中的问题在历朝后期都是积重难返的，从而构成了社会动荡并冲击着维持体制的秩序。它将会带来新一轮的资料分配和重构，但是一旦新一轮的重构日趋稳定之时又会自然向着传统体制靠拢，从而使得重构的仅仅是既得利益者集团，而非根本支持其巩固既得利益的核心理念。
那么这个历史循环的大规律就是宏观意义上的规律，其于中国古代而言，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像台风眼那样的理念。它不断散发出的劲风将摧毁很多东西，使之成为历史，但是台风眼本身所处的地方却是一纹不起。其影响亦如台风一样，愈远而受灾愈小，所以中国古代大乱的爆发将摧毁中央朝廷的既定组织架构，但是其影响之末的农村组织的套路却是亘古不变。<... -->>
“现代人作古体诗总感觉有些为难，‘古诗新作’的问题也困扰着当代的古代文学爱好者，虽然这样的话有些拗口，但是不能不加上‘古代’、‘现代’这些限制词，因为时间的确是一剂猛药，倏忽间就将原来的肥沃土壤变成龟裂的荒原。
在现代人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些对于古人诗作的赏析中，正常会说某个诗人虽然表达了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情感，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思想状态。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思想仍然停滞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其实这也就是以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古代的文学情感表达的情况。
我们往往有同情，但是还没有达到共情，同情是站在历史高处去回顾从前，譬如登到山顶再去看山脚，必然是一清二楚，踌躇满志。但当正在攀登的过程中，无论是向上望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是向下看幽渺的深渊，都只会‘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之所以认为可以看清古人文学情感表达的含义和局限，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也没明白自己也正站在山腰。我们一直回顾所谓的传统，要求恢复传统，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下之于未来也将是传统。我们执着于过回顾与总结，但是忘记了发掘创造本身的内涵。
同样这个答案也可以用来解答为什么现代人作诗难以达到古人的水准的问题。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行剖析，我们何以认为现代人做诗就不能达到古人的水准？古人的水准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看的？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今人的诗作？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思想维度的问题。这不是纯粹的文学观的问题，同样也是史观乃至价值观的问题。
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中西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同样在文学的创作和评论领域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话语权的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观念看待文学，就会造成相应的价值判断。
而当下对于我们的价值判断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不能不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无限追求不断向前的、和目的的、不可逆的观念正在这百年间深刻的影响乃至重塑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以为对于科学和理性的力证便能消除对于既有道德权威秩序观念坍塌的废墟。但是旧的废墟不清理就产生不了新建筑，不过旧废墟太庞杂了，不是轻易就能移走的。所以另起炉灶地重建便是最便捷的方法。但无论建筑建在哪里，总要立足于这片土壤，毕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如果这片本身就是雪地，那么只能以冰砖垒起雪房子，非要建起现代洋气的水泥钢筋结构，那根本无从立足。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把雪房子推倒了，还能打着反传统的旗号去再堆个雪房子吗？肯定不能。那么就只能折中建个活动板房，它决然不取材于这片土地，但是也能在这片土地中暂时立住，虽然在皑皑的雪国里看起来那么突兀，也未必禁得住暴风雪的吹打。但是每次被暴风雪毁坏之后，便可以从‘复辟传统’的恶风之中吸取到建起更稳固的板房的经验。
那么我们的古诗创作的土壤是什么？我觉得不能不去谈传统，那传统是什么？这里不去谈形而上的定义。我认为就二字——经史。按《说文》解，经者，是一条条线贯穿起来，那么就是规律，史即记事，则是形势。
俗话说，‘先读经再读史，则论事不悖于先贤；既读史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可见经史不能割裂，就与《论语》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道理。只读经，则言道近乎玄，只读史，则论事放于野。
很多人会疑惑传统文化汪洋浩荡，如何‘经史’二字便能一言以蔽？那么为什么现代若干社会问题都能以一‘相信科学’以做结呢？一个道理，这就是与话语体系的塑造一样，是一种对于文化阐述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思想认识的工具，就和前文所讲的评述古代文学的套路一样。我谈‘经史’并非说以史论事，以经概言。而是以‘经史’所代表之道德秩序与科学所代表之个性理***相较而言。
我们在谈到建安风骨，谈到魏晋风度，谈到明清小说时总是喜欢研究文学主体自我的觉醒。但这种觉醒是评论者基于某种抽象概念而做出的机械阐述，还是真正的基于共情的理解，是不是‘被’觉醒值得思考。我们到底是用怎样的尺度在丈量古代文学？我这么说绝不是否认文学主体具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因为即使是经本身也脱离不了原始记事的史学气味，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更遑论文学始祖诗骚中的所谓非文学性的成分。所以我想要的是问一问这个文学主体的觉醒是从哪一面走向了哪一面。我们有不同的尺度，但是丈量的是同一个问题。最怕的就是还没有一个丈量的工具在手中，就急着去用手指比划长度，而当根本无从为继的时候便直接抛开它，彻底否定问题。
所以选择好一个工具，理解其尺度的能指和所指，然后才有丈量的资格。那么我所谓的‘经史’的尺度指代是什么，我觉得‘经’是一定历史范畴内都普遍适用的规律和抽象理念，‘史’是一时之形势与相应运动之体制。
这些抽象理念从短期看是一定历史范畴内维系社会各领域常态的准则，其精神是抽象的，而构建其型体的每个因素是具体的。而从长期、宏观的角度去看历史，则这种理念即是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
古人对于历史有“治乱”的观念，认为历史是兴废相替的，诸夏民族最早的史学意识‘殷鉴’也体现这点。而既然有所谓‘乱’的看法，则必得先得有所谓‘治’的标准，所谓‘乱’并非单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动乱之具象，而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外儒内法’的方法论、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框架、自然经济的基层形态等构成的王朝相悖的现象。那么这些构成中国古代政权的基本理念就是狭义的体制构成因素。而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土地拥有日趋集中的问题在历朝后期都是积重难返的，从而构成了社会动荡并冲击着维持体制的秩序。它将会带来新一轮的资料分配和重构，但是一旦新一轮的重构日趋稳定之时又会自然向着传统体制靠拢，从而使得重构的仅仅是既得利益者集团，而非根本支持其巩固既得利益的核心理念。
那么这个历史循环的大规律就是宏观意义上的规律，其于中国古代而言，是一种厚古薄今的，像台风眼那样的理念。它不断散发出的劲风将摧毁很多东西，使之成为历史，但是台风眼本身所处的地方却是一纹不起。其影响亦如台风一样，愈远而受灾愈小，所以中国古代大乱的爆发将摧毁中央朝廷的既定组织架构，但是其影响之末的农村组织的套路却是亘古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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