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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入学校校门后，我没有任何的目标，我只是想过上一段安逸的日子。考大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的学校，一年考上去的不外几个人，而且多是经过反复回炉，补习了数次的。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村里，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甚至中专、技工学校之类的。村里的人都说，我们村的风水，是不可能有人考上大学的！再加上我用自己半桶水的算命术，对自己的八字算了又算，也确信读不了大学。在邻村，有一个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小伙子，我们还认为“老契”，他也在村里务农，我凭什么能上大学呢？
一年的劳作和社会经历也让我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变得玩世不恭，对所有的学业十分厌恶，还因与同学配合伪造加菜票被押到大会上示众，从此名动江湖，使我父亲极为震怒。在这种情况下，我跟班上的一个叫廖庆南的同学，开始热衷于写诗作文，并很快就到了狂热的地步。我们几乎每天写一篇，然后寄到编辑部去。那时候听说剪了一个角的信不用邮费，所以，我们的投稿全部是把信封剪了一个角。两年下来，居然也在《中学生文艺》、《金城》等刊物发了两三篇文章，这样一来，对写作就更热衷了，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他课目成绩平平，但作文分数向来是最高的，深得语文老师的赞扬。也由于写作的原因，我们都交上了笔友，她们是宁夏的杨惠英和福建的陈韶芳，关于她们，我在后面的章节会专门提到。还有一些是读者，他们看到我发表文章后，给我来信的，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写一篇小文章就有那么多的人崇拜，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这种情景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现在，你就是写一部砖头厚的作品，也休想有什么读者给你来信了。
自然，高中毕业后，我连预考都没通过，这是我意料中的事。父亲已经准备我回去帮手，经过两年后，我比原来高大得多了，正是一个壮劳力！姐姐也以为她能够去广东打工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做出决定，要补习一年。因为那一年我们学校居然有十几个人考上了中专和大学，其中有几个还是应届生。我的心动起来，找那一年的高考卷子做了一下，算算自己的分数，发现考个中专不成什么问题。
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居然同意了。姐姐去广东的希望又成了泡影。后来她说，她哭了几个晚上。这一年，我开始认真读书，成绩也上得很快，但生活上还是非常的懒散，经常和另外三个朋友，陈战、阿养、阿祥，成群结队，在校内招摇，在宿舍门口上写上对联：横眉冷对秋波，俯首甘为光棍。无聊到四个人拿一张大白纸——我们做草稿用的，一个人扯住一个角，然后象运动会入场式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山顶球场踏着正步一起去大便处；蹲在厕所里，发出一阵阵像便秘的人用力拉屎的声音，搞得全校轰动，老师们哭笑不得。那几年在南渡中学读书的，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甚至工友，上至80岁的老头，下至教职员工的小孩，没有不认识我们几个的。预考轻而易举地过了，但到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功亏一篑，距中专线尚差7分。我好不沮丧，几乎是夹着尾巴回到村里，开始重操旧业，忙碌在纸作坊里了。
不过这时候班主任黄柱昌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他曾在我们村小学当过两年的教师，跟我家里人都很熟。他在信中要我父亲一定让我再补习一年，并称我“必定是大学之才”（以后专门讲到这事）。父亲心动了，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了几天后，愤然在我房间的墙上用英语写下了：apersonwhodoesn’tgotothecollegeisnotatureman（不上大学非好汉），然后再回到学校，准备破釜沉舟，再干一场。
由于倍受打击，我张扬的个性也收敛了许多，每天晚上学到深夜，早上早早就起来了。拼命地练习一些模拟试题。我们的语文老师黄立元对我的文章称赞有加（以后专门讲到这事）。他和班主任黄柱昌两位姓黄的老师是我一生中的“贵人”，对我帮助太多。母亲也四出帮我拜神求佛，祈求我考试顺利。最关键的是，她到学校亲自对我说，他找几个人给我算命了，说今年一定能考上。这对于十分迷信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1988年夏天，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进入考场，第一天的语文考得非常顺利，为我以后的科目发挥提供了动力，考完后，在大家的一片叹气声中，我觉得自己可以放下心来了。成绩出来后，我刚好上本科线，作文几乎是满分。
我永远记得我拿到广西农学院牧医系畜牧专业本科的录取通知书的那瞬间的情形，我觉得自己人都要飘了起来，头脑一片空白，我沿着学校外的公路一直走下去，在凉爽的夜里，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那一年我们学校上了四个本科，是历年来最辉煌的。但稍后我为自己所学的学校和专业不太满意，因为在我的志愿里，第一志愿是长春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吉林农业大学，都没有录取到，但对于一个农村子弟来说，考上了，那就意味着胜利了。
那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到故乡，我必定会在当年所写的口号面前沉思，以至我的堂兄们说要粉刷墙壁的时候，我一再交代他们不要把这两行字擦掉——要是朱枸日后成为名人，那可是一件珍贵文物呢！每当在工作中出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标语，与其说他是我当年信心的体现，不如说那正是一个人的一种信念。有些你认为办不到的事，其实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也并不是很难办到的。母亲对我的暗示也是这样。后来我问她，究竟是问了那个算命先生，母亲笑笑说，其实她也没有去问过，她那样说，是为了让我放心。不过，她确实帮我在神的面前许了愿，所以，我上大学后，她还是专门杀了鸡去答谢万能的神灵。
重新进入学校校门后，我没有任何的目标，我只是想过上一段安逸的日子。考大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的学校，一年考上去的不外几个人，而且多是经过反复回炉，补习了数次的。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村里，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甚至中专、技工学校之类的。村里的人都说，我们村的风水，是不可能有人考上大学的！再加上我用自己半桶水的算命术，对自己的八字算了又算，也确信读不了大学。在邻村，有一个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小伙子，我们还认为“老契”，他也在村里务农，我凭什么能上大学呢？
一年的劳作和社会经历也让我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变得玩世不恭，对所有的学业十分厌恶，还因与同学配合伪造加菜票被押到大会上示众，从此名动江湖，使我父亲极为震怒。在这种情况下，我跟班上的一个叫廖庆南的同学，开始热衷于写诗作文，并很快就到了狂热的地步。我们几乎每天写一篇，然后寄到编辑部去。那时候听说剪了一个角的信不用邮费，所以，我们的投稿全部是把信封剪了一个角。两年下来，居然也在《中学生文艺》、《金城》等刊物发了两三篇文章，这样一来，对写作就更热衷了，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他课目成绩平平，但作文分数向来是最高的，深得语文老师的赞扬。也由于写作的原因，我们都交上了笔友，她们是宁夏的杨惠英和福建的陈韶芳，关于她们，我在后面的章节会专门提到。还有一些是读者，他们看到我发表文章后，给我来信的，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写一篇小文章就有那么多的人崇拜，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这种情景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现在，你就是写一部砖头厚的作品，也休想有什么读者给你来信了。
自然，高中毕业后，我连预考都没通过，这是我意料中的事。父亲已经准备我回去帮手，经过两年后，我比原来高大得多了，正是一个壮劳力！姐姐也以为她能够去广东打工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做出决定，要补习一年。因为那一年我们学校居然有十几个人考上了中专和大学，其中有几个还是应届生。我的心动起来，找那一年的高考卷子做了一下，算算自己的分数，发现考个中专不成什么问题。
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居然同意了。姐姐去广东的希望又成了泡影。后来她说，她哭了几个晚上。这一年，我开始认真读书，成绩也上得很快，但生活上还是非常的懒散，经常和另外三个朋友，陈战、阿养、阿祥，成群结队，在校内招摇，在宿舍门口上写上对联：横眉冷对秋波，俯首甘为光棍。无聊到四个人拿一张大白纸——我们做草稿用的，一个人扯住一个角，然后象运动会入场式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山顶球场踏着正步一起去大便处；蹲在厕所里，发出一阵阵像便秘的人用力拉屎的声音，搞得全校轰动，老师们哭笑不得。那几年在南渡中学读书的，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甚至工友，上至80岁的老头，下至教职员工的小孩，没有不认识我们几个的。预考轻而易举地过了，但到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功亏一篑，距中专线尚差7分。我好不沮丧，几乎是夹着尾巴回到村里，开始重操旧业，忙碌在纸作坊里了。
不过这时候班主任黄柱昌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他曾在我们村小学当过两年的教师，跟我家里人都很熟。他在信中要我父亲一定让我再补习一年，并称我“必定是大学之才”（以后专门讲到这事）。父亲心动了，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了几天后，愤然在我房间的墙上用英语写下了：apersonwhodoesn’tgotothecollegeisnotatureman（不上大学非好汉），然后再回到学校，准备破釜沉舟，再干一场。
由于倍受打击，我张扬的个性也收敛了许多，每天晚上学到深夜，早上早早就起来了。拼命地练习一些模拟试题。我们的语文老师黄立元对我的文章称赞有加（以后专门讲到这事）。他和班主任黄柱昌两位姓黄的老师是我一生中的“贵人”，对我帮助太多。母亲也四出帮我拜神求佛，祈求我考试顺利。最关键的是，她到学校亲自对我说，他找几个人给我算命了，说今年一定能考上。这对于十分迷信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1988年夏天，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进入考场，第一天的语文考得非常顺利，为我以后的科目发挥提供了动力，考完后，在大家的一片叹气声中，我觉得自己可以放下心来了。成绩出来后，我刚好上本科线，作文几乎是满分。
我永远记得我拿到广西农学院牧医系畜牧专业本科的录取通知书的那瞬间的情形，我觉得自己人都要飘了起来，头脑一片空白，我沿着学校外的公路一直走下去，在凉爽的夜里，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那一年我们学校上了四个本科，是历年来最辉煌的。但稍后我为自己所学的学校和专业不太满意，因为在我的志愿里，第一志愿是长春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吉林农业大学，都没有录取到，但对于一个农村子弟来说，考上了，那就意味着胜利了。
那么多年来，只要我回到故乡，我必定会在当年所写的口号面前沉思，以至我的堂兄们说要粉刷墙壁的时候，我一再交代他们不要把这两行字擦掉——要是朱枸日后成为名人，那可是一件珍贵文物呢！每当在工作中出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标语，与其说他是我当年信心的体现，不如说那正是一个人的一种信念。有些你认为办不到的事，其实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也并不是很难办到的。母亲对我的暗示也是这样。后来我问她，究竟是问了那个算命先生，母亲笑笑说，其实她也没有去问过，她那样说，是为了让我放心。不过，她确实帮我在神的面前许了愿，所以，我上大学后，她还是专门杀了鸡去答谢万能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