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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剧俗称“样板戏”这个称谓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文革十年，这八个剧目唱红了中国大地，可以说是国人皆知，老少皆唱，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京剧的出现，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京剧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一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的局面，把现代人的生活用京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大大满足了当代人的欣赏口味。后来有人批评，说现代京剧过于程式化、脸谱化和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间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间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创作标准，有悖文学创作规律，反对继续演唱。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还真的驳不倒这个立论。
我们知道，京剧本身就是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尤其是京剧中的脸谱，又自成一个学科，学问也是很深奥的，所以，人物一上台，观众便知道好坏忠奸，再随着对白、身体语言来刻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跃然纸上。也许正是由于其程式化的魅力，京剧历经两百年的历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于“三突出”的创作手法，我想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要求应运而生的，就像现代舞台上刻画人物的方式，多是反传统的，但是，它有的市场，有人愿意接受，就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现代京剧是在老式京剧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如果不具备这个特点，就不成其为京剧了，特别是它优美的唱腔，合辙的对白，把京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且易于普通观众接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是京剧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这是题外话，属于专业人士讨论的问题。倒是现代京剧对中国人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很深刻的，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会哼上两句现代京剧，应该说是很落伍的，犹如现代人不会唱几句流行歌曲一样。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现代京剧的社会效果，除了满足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外，更是极大的鼓舞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人们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学英雄，学模范，很具体，很实在。比如，杨子荣登上威虎山，献上联络图，接过土匪的庆功酒，那个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仰面长笑，一饮而尽，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傲然而立。后来有人说了，这种英雄主义过于高大完美，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根据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个更重要的规律，就是广大受众是否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就是那样的，所以，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现代京剧，所谓“环肥燕瘦”唐人喜肥，汉人好瘦，总不能说唐人美人标准太低了吧？还有沙家浜里“斗智”的一场戏，胡传魁的草莽、刁德一的阴险、阿庆嫂的机智，刻画的惟妙惟肖，唱腔、唱词、表演，应该说达到了京剧表演的顶峰，这折唱段，已经成了现代京剧的经典折子戏；还有海港马洪亮的精彩唱段，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码头工人，看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新旧社会两重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颇具鼓舞力量。再如：沙家浜郭建光的一段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优美的唱腔把我们带到了江南水乡，芦花放、稻谷香，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无不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大好山河岂容敌寇践踏，于是激发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想起这一出出精彩的唱段，不由的就回到了那沸腾的岁月，在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人们忘我的劳动，造就了许多英雄，那些优美、激昂的唱段，至今还在我们心底回荡。
一个剧种如此的深入人心，如此的鼓舞民族的士气，恐怕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恐怕是这个艺术形式已臻于完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代京剧已经沉寂快三十年了，它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回忆，多少年以后，或许有一天，人们再次听到现代京剧，会惊叹：原来人类历史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艺术形式。据说现代京剧的出现，曾与政治斗争有关，所以现在很难给现代京剧以评价。但是，如此因人废言恐怕也是不当的。
据说，多少年以后，一位汪姓大作家就现代京剧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批评，说：江青创造了一个“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创作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怎么可以机械地分割开呢？“领导”实际上就是江青，她出思想，这就是说作者不需要思想。“群众出生活”就是到群众中去采访座谈，记录一点“生活素材”回来编编纂纂。当时创作都是集体创作，每一句都得举手通过。这样，剧作者还能有什么“主体意识”还有什么创作的个性呢？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一干干了10年。我们剧院有一个编剧，说“我们只是创作秘书”他说这样的话，并没有不满情绪，不料这句话传到了于会泳耳朵里（当时爱打小报告的人很多），于会泳大为生气，下令批判，批了几次，也无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是事实。
汪先生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站的角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却引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话题“三结合”创作方法是对是错我们先不做结论，倒是现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演职表中出现了“策划”一职，据说，一部作品就是有个总头目拿个基本思想，再由几个人坐下来聊天，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完稿，至于这算不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起码与那个时代的“三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12。23
现代京剧俗称“样板戏”这个称谓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文革十年，这八个剧目唱红了中国大地，可以说是国人皆知，老少皆唱，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京剧的出现，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京剧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一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的局面，把现代人的生活用京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大大满足了当代人的欣赏口味。后来有人批评，说现代京剧过于程式化、脸谱化和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间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间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创作标准，有悖文学创作规律，反对继续演唱。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还真的驳不倒这个立论。
我们知道，京剧本身就是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尤其是京剧中的脸谱，又自成一个学科，学问也是很深奥的，所以，人物一上台，观众便知道好坏忠奸，再随着对白、身体语言来刻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跃然纸上。也许正是由于其程式化的魅力，京剧历经两百年的历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于“三突出”的创作手法，我想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要求应运而生的，就像现代舞台上刻画人物的方式，多是反传统的，但是，它有的市场，有人愿意接受，就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现代京剧是在老式京剧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如果不具备这个特点，就不成其为京剧了，特别是它优美的唱腔，合辙的对白，把京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且易于普通观众接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是京剧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这是题外话，属于专业人士讨论的问题。倒是现代京剧对中国人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很深刻的，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会哼上两句现代京剧，应该说是很落伍的，犹如现代人不会唱几句流行歌曲一样。我们特别要提出的是现代京剧的社会效果，除了满足了人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外，更是极大的鼓舞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人们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学英雄，学模范，很具体，很实在。比如，杨子荣登上威虎山，献上联络图，接过土匪的庆功酒，那个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仰面长笑，一饮而尽，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傲然而立。后来有人说了，这种英雄主义过于高大完美，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根据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个更重要的规律，就是广大受众是否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就是那样的，所以，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现代京剧，所谓“环肥燕瘦”唐人喜肥，汉人好瘦，总不能说唐人美人标准太低了吧？还有沙家浜里“斗智”的一场戏，胡传魁的草莽、刁德一的阴险、阿庆嫂的机智，刻画的惟妙惟肖，唱腔、唱词、表演，应该说达到了京剧表演的顶峰，这折唱段，已经成了现代京剧的经典折子戏；还有海港马洪亮的精彩唱段，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码头工人，看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新旧社会两重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颇具鼓舞力量。再如：沙家浜郭建光的一段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优美的唱腔把我们带到了江南水乡，芦花放、稻谷香，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无不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大好山河岂容敌寇践踏，于是激发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想起这一出出精彩的唱段，不由的就回到了那沸腾的岁月，在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人们忘我的劳动，造就了许多英雄，那些优美、激昂的唱段，至今还在我们心底回荡。
一个剧种如此的深入人心，如此的鼓舞民族的士气，恐怕是极其罕见的。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恐怕是这个艺术形式已臻于完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代京剧已经沉寂快三十年了，它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回忆，多少年以后，或许有一天，人们再次听到现代京剧，会惊叹：原来人类历史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艺术形式。据说现代京剧的出现，曾与政治斗争有关，所以现在很难给现代京剧以评价。但是，如此因人废言恐怕也是不当的。
据说，多少年以后，一位汪姓大作家就现代京剧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批评，说：江青创造了一个“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创作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怎么可以机械地分割开呢？“领导”实际上就是江青，她出思想，这就是说作者不需要思想。“群众出生活”就是到群众中去采访座谈，记录一点“生活素材”回来编编纂纂。当时创作都是集体创作，每一句都得举手通过。这样，剧作者还能有什么“主体意识”还有什么创作的个性呢？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一干干了10年。我们剧院有一个编剧，说“我们只是创作秘书”他说这样的话，并没有不满情绪，不料这句话传到了于会泳耳朵里（当时爱打小报告的人很多），于会泳大为生气，下令批判，批了几次，也无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是事实。
汪先生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站的角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却引出了一个“三结合”的话题“三结合”创作方法是对是错我们先不做结论，倒是现在文艺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演职表中出现了“策划”一职，据说，一部作品就是有个总头目拿个基本思想，再由几个人坐下来聊天，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完稿，至于这算不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起码与那个时代的“三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