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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母，和我的恩师苏先生，和希望工程的建设者们。
今天，又是腊月二十三。
吃着饺子，品着张裕干红，听着爆竹声声，看着一家人快乐的笑脸，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
我懂得数字的意义，是从八岁开始。
父母，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俩小妹，还有我自己，是九个人。这就是我在娘的启蒙下所受的算术教育。因为虽已八周岁九虚岁的我还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
上学？不是没有学校，也不是没有老师，只是因为一个字，一个令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想起来心便惊悸的字：穷。在我记忆深处，没有谁家的孩子身上能穿这样褴褛的衣裤：胳膊肘儿露在外面，裤腿儿几乎成为布条条；蓬头垢面，赤脚走路－－无论是上山，还是下田。象书记队长那样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白面饼（偶尔还会是饼干）当零食的时候，而我们家连下锅的地瓜干都少得可怜，象这样的家庭，谁还能顾及到要上学呢？
大姐手巧，在大队绣花组里绣花，二姐十七岁，在生产队里和大小伙子一样干活。按理说，老天爷总该垂顾那些艰难而又善良的人家。可是不幸，偏偏又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大姐突然患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的整天在炕上打滚呼爹喊娘，父亲便不得不带着她到处求医抓药。
一年下来，我们一家九口人分到的粮食，还不及一个光棍汉的多！二姐气的回家扔了镢头。
是啊，如果没有母亲辛勤喂养的三头肥猪，我们一家将指望什么过冬呢？
三姐虽然十四岁了，但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瘸一拐的不能干活，便和因是男孩而受宠的哥哥成了全家最幸福的人：在学校读书。
饭都吃不上了，还读书？不，在那个小学生“拾麦穗背粪筐”的年代，只要能买得起一支二分钱的铅笔和一本五分钱的本子就够一学期用的了。平日练习，全用粉笔头写在石板或瓦片上，不用交书钱，也没有学杂费。父亲和母亲商量，如其让她闲在家里，不如让她上学，多少还能识几个字吧。(三姐之所以有幸上学，却是因为自己的残疾！)
体弱的母亲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还要到队里干活。 这样实际上，一家九口人就主要依靠啃父亲和二姐的肩膀了。能给这个家里增添几个工分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就只有八岁的我了。于是，父亲便从生产队里，牵回来一头没有扎牛鼻钳的小牛。
从此，我便戴了一个几乎遮去我大半个身子的大斗笠，整天转悠在村东的小河边，成了个道地的放牛娃，为家里补贴进半个男劳力的工分。
从此，我便不再知道蓝天有多可爱，虽然整日头顶蓝天。有的，只是比我还高的黄牛和一个少女无尽又无望的梦。
从此，孤独和恐惧便常常围剿只有八岁的我，我常常坐在大青石上，怔怔地望着吃草的黄牛出神：什么时候我才能象哥哥一样背起书包上学呢？
在渴盼和希冀中，我度过了三年放牛娃的时光。三年，这是何等漫长的三年！因为我小是个累赘，那些放牛小儿没有人愿意和我一块儿。我唯一的去处，只有村东的小溪两岸。因为自己不敢到远方有草的地方去，放不饱牛也就免不了要挨那个饲养员的骂。就连黄牛也欺我小，在它吃了庄稼我想教训它的时候，它便尾巴一撅尦蹄就跑。我怕它跑远了找不到，便紧紧地抓住缰绳不敢松手。往往是等它跑累了而停下的时候，我的小花褂上便斑斑点点地渍满了血迹。 已经十一岁的我应该是正儿八经的小学生了，可是在这样艰难的家里，读书也成为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常常到学校门口去等哥哥和三姐放学。看着那些小学生，心里多么渴望和我作伴的是他们而不是那头比我还高的黄牛！
初夏时，父亲没有再牵回来那头我放了三年的黄牛。没多久，父亲又带着二姐去海边养殖场当了黑工人－－那个年代，虽然一个劳动日值不了几毛钱，但是生产队里是绝对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否则不但不分给口粮，反而还要受罚。父亲便以给大姐看病为由偷偷的地出去了。
父亲和二姐轮流着不定期的回来，但都是在晚上。把挣到的钱交给母亲，天不明再偷偷回去。
从此，我们的日子较从前已是天上人间之别。
暑假过后，哥哥和三姐去上学的那天，母亲把我也送到了小学校。见到金老师的那一刹那，我真不敢相信我也能上学！
放学时我背着小花布书包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天是那样的蓝，太阳是那样的灿烂！如果我会唱歌，我一定会唱起来以表达我快乐的心情，只可惜，我什么也不会唱——除了广播里一日播放三遍的东方红，我没有听到过任何音乐。
几度花开，几度燕来，大姐和二姐相继嫁人。我们在父亲和母亲的操持下，已渐渐摆脱了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馑日子，两个妹妹也已经上学。
贪婪的，往往是那些无厌的心灵。我们，能拥有这样一份平淡安宁的生活，也就很知足很知足了！可是，走得最快的，总是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就在我小学毕业那年，三姐住进了某军区89医院，她的右腿需要动一次大手术，因为不矫正就会有瘫痪的危险。母亲在医院陪护，父亲便来往奔波于医院－家里。家中，就剩下哥哥和我带着两个妹妹，四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
那年，刚刚实行农田承包。由于无人管理，田间早已杂草丛生了。两个小妹已经停学到田里拔草，我和哥哥仍赖以应付着升学考试－－哥哥要升高中， 我升初中。
在物价飞扬的今天，两千元钱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又是在我们这样拮据的家庭里，为三姐治病花掉的这笔钱几乎要把父亲压垮！
父亲，为了省下五元钱钱的车费，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四百里外的医院。
一天，父亲把买来的玉米加工后带回家。递给了等粮下锅的大姐（大姐早已带着八个月的女儿回家挑起了母亲的重担），之后便坐在板凳上默默抽他的老旱烟。等大姐把玉米饼子端上饭桌，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的时候，父亲还是没动。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我的敏感，从父亲不时瞟向我的目光里，我感觉到一种不安，难道是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吗？我吃饼子的速度渐渐慢下来，父亲也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对我说：这学咱上不起了，明天就不去上学吧？
听了这话，我鼻子陡地一酸，脱口而出：我不！父亲用痛苦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终于凄然泣下：“谁叫咱就这么个穷命呢，老天爷！”
我再也看不下去父亲流泪的脸，放下碗筷跑进屋里。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 -->>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母，和我的恩师苏先生，和希望工程的建设者们。
今天，又是腊月二十三。
吃着饺子，品着张裕干红，听着爆竹声声，看着一家人快乐的笑脸，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
我懂得数字的意义，是从八岁开始。
父母，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俩小妹，还有我自己，是九个人。这就是我在娘的启蒙下所受的算术教育。因为虽已八周岁九虚岁的我还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
上学？不是没有学校，也不是没有老师，只是因为一个字，一个令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想起来心便惊悸的字：穷。在我记忆深处，没有谁家的孩子身上能穿这样褴褛的衣裤：胳膊肘儿露在外面，裤腿儿几乎成为布条条；蓬头垢面，赤脚走路－－无论是上山，还是下田。象书记队长那样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白面饼（偶尔还会是饼干）当零食的时候，而我们家连下锅的地瓜干都少得可怜，象这样的家庭，谁还能顾及到要上学呢？
大姐手巧，在大队绣花组里绣花，二姐十七岁，在生产队里和大小伙子一样干活。按理说，老天爷总该垂顾那些艰难而又善良的人家。可是不幸，偏偏又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大姐突然患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的整天在炕上打滚呼爹喊娘，父亲便不得不带着她到处求医抓药。
一年下来，我们一家九口人分到的粮食，还不及一个光棍汉的多！二姐气的回家扔了镢头。
是啊，如果没有母亲辛勤喂养的三头肥猪，我们一家将指望什么过冬呢？
三姐虽然十四岁了，但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瘸一拐的不能干活，便和因是男孩而受宠的哥哥成了全家最幸福的人：在学校读书。
饭都吃不上了，还读书？不，在那个小学生“拾麦穗背粪筐”的年代，只要能买得起一支二分钱的铅笔和一本五分钱的本子就够一学期用的了。平日练习，全用粉笔头写在石板或瓦片上，不用交书钱，也没有学杂费。父亲和母亲商量，如其让她闲在家里，不如让她上学，多少还能识几个字吧。(三姐之所以有幸上学，却是因为自己的残疾！)
体弱的母亲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还要到队里干活。 这样实际上，一家九口人就主要依靠啃父亲和二姐的肩膀了。能给这个家里增添几个工分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就只有八岁的我了。于是，父亲便从生产队里，牵回来一头没有扎牛鼻钳的小牛。
从此，我便戴了一个几乎遮去我大半个身子的大斗笠，整天转悠在村东的小河边，成了个道地的放牛娃，为家里补贴进半个男劳力的工分。
从此，我便不再知道蓝天有多可爱，虽然整日头顶蓝天。有的，只是比我还高的黄牛和一个少女无尽又无望的梦。
从此，孤独和恐惧便常常围剿只有八岁的我，我常常坐在大青石上，怔怔地望着吃草的黄牛出神：什么时候我才能象哥哥一样背起书包上学呢？
在渴盼和希冀中，我度过了三年放牛娃的时光。三年，这是何等漫长的三年！因为我小是个累赘，那些放牛小儿没有人愿意和我一块儿。我唯一的去处，只有村东的小溪两岸。因为自己不敢到远方有草的地方去，放不饱牛也就免不了要挨那个饲养员的骂。就连黄牛也欺我小，在它吃了庄稼我想教训它的时候，它便尾巴一撅尦蹄就跑。我怕它跑远了找不到，便紧紧地抓住缰绳不敢松手。往往是等它跑累了而停下的时候，我的小花褂上便斑斑点点地渍满了血迹。 已经十一岁的我应该是正儿八经的小学生了，可是在这样艰难的家里，读书也成为非常奢侈的事情。我常常到学校门口去等哥哥和三姐放学。看着那些小学生，心里多么渴望和我作伴的是他们而不是那头比我还高的黄牛！
初夏时，父亲没有再牵回来那头我放了三年的黄牛。没多久，父亲又带着二姐去海边养殖场当了黑工人－－那个年代，虽然一个劳动日值不了几毛钱，但是生产队里是绝对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否则不但不分给口粮，反而还要受罚。父亲便以给大姐看病为由偷偷的地出去了。
父亲和二姐轮流着不定期的回来，但都是在晚上。把挣到的钱交给母亲，天不明再偷偷回去。
从此，我们的日子较从前已是天上人间之别。
暑假过后，哥哥和三姐去上学的那天，母亲把我也送到了小学校。见到金老师的那一刹那，我真不敢相信我也能上学！
放学时我背着小花布书包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天是那样的蓝，太阳是那样的灿烂！如果我会唱歌，我一定会唱起来以表达我快乐的心情，只可惜，我什么也不会唱——除了广播里一日播放三遍的东方红，我没有听到过任何音乐。
几度花开，几度燕来，大姐和二姐相继嫁人。我们在父亲和母亲的操持下，已渐渐摆脱了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馑日子，两个妹妹也已经上学。
贪婪的，往往是那些无厌的心灵。我们，能拥有这样一份平淡安宁的生活，也就很知足很知足了！可是，走得最快的，总是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就在我小学毕业那年，三姐住进了某军区89医院，她的右腿需要动一次大手术，因为不矫正就会有瘫痪的危险。母亲在医院陪护，父亲便来往奔波于医院－家里。家中，就剩下哥哥和我带着两个妹妹，四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
那年，刚刚实行农田承包。由于无人管理，田间早已杂草丛生了。两个小妹已经停学到田里拔草，我和哥哥仍赖以应付着升学考试－－哥哥要升高中， 我升初中。
在物价飞扬的今天，两千元钱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又是在我们这样拮据的家庭里，为三姐治病花掉的这笔钱几乎要把父亲压垮！
父亲，为了省下五元钱钱的车费，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四百里外的医院。
一天，父亲把买来的玉米加工后带回家。递给了等粮下锅的大姐（大姐早已带着八个月的女儿回家挑起了母亲的重担），之后便坐在板凳上默默抽他的老旱烟。等大姐把玉米饼子端上饭桌，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的时候，父亲还是没动。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我的敏感，从父亲不时瞟向我的目光里，我感觉到一种不安，难道是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吗？我吃饼子的速度渐渐慢下来，父亲也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对我说：这学咱上不起了，明天就不去上学吧？
听了这话，我鼻子陡地一酸，脱口而出：我不！父亲用痛苦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终于凄然泣下：“谁叫咱就这么个穷命呢，老天爷！”
我再也看不下去父亲流泪的脸，放下碗筷跑进屋里。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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