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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四万银元的奖赏，再加上一张褒奖的手谕。这是安抚的表示，亦有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想着这样磨他几天，耗尽了他的锐气，自然也就回去了。
谁知道戈登回去是回去了，却仍然不买账。不仅从开字大营中强行讨走了所羁押的郜永宽义子，而且把四万银元连同那份手谕，一并退了回来，声明常胜军从此不再接受李鸿章的节制。在送回来的手谕背面，还另写了一句狠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与李鸿章相关的东西”。
“不要就不要！我正好省下了。”李鸿章强自抑制着心中的恼火，对替他办这趟差事的克里芬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戈登，淮军照样打仗，他不要军饷，我倒要看看能顶多久。”
然而局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朝野之中，对他在苏州先骗降再杀降的做法，非议渐起，再过两天，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忽然赶到了苏州，面见李鸿章。
戈登的愤怒，来自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一名英**官，被拉入了这个诱降的骗局之中，觉得名誉受损，是巨大的耻辱。二是对杀降本身这种“不人道”的做法，非常气愤。三是租界里有人看戈登的笑话，认为中国人拿他的“保证”，看做不值一文。
但阿礼国此行，所为的就不仅仅替戈登出头，而是代表着领事团的公意。淮军在苏州杀降两千余人，大违“万国公法”中不得杀害和虐待俘虏的规定，弄得租界哗然，一致认为西洋各国，不该再继续帮助野蛮的淮军，而各国的军官，也不应继续在淮军和常胜军中效力。各国领事均已上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事务衙门提出抗议，而阿礼国除了将这些意思向李鸿章做了转达，表示谴责之外，还要求李鸿章必须做出书面道歉。
当初关卓凡将洋二团“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把轩军中的大部分英法军官集中在洋二团之内，因此常胜军中的三百多洋人，以英国人占了一半，法国人占了两成，因此领事团推举阿礼国来做这件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阿礼国所提出的道歉要求，李鸿章一口回绝。
“他们八个，盘踞半城，漫天索价，不是真心投降！我为了苏州几十万生灵着想，不能不出此一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杀八个，保全几十万，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不是八个，而是两千多！”
“那两千人，都是他们的死党，关系太大，不得不杀！”
“可是你安排了戈登作为保证人！这关系到英**人的名誉，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变更盟约，必须事先通知证人。”
“戈登人在新阳，时间紧急，来不及告诉他。”
“那你就不该接受对方的投降，应该堂堂正正地战斗。用欺骗的手段，是可耻的，你必须为此道歉！”
这一点是关键，很难遮掩得过去，于是李鸿章拿出了他那一股痞劲，打起官腔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的军政，”他拖长了声音，傲慢地说，“与外国人不相干，谈不上道歉不道歉。”
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不欢而散，阿礼国怒气冲冲地告辞，到新阳找戈登去了。
这场谈判的具体情形，很快便传到了关卓凡的耳中。他听过了刘郇膏的报告，只是点点头，一语不发。待到刘郇膏辞了出去，便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件乌木镇纸，静静地想心事。
所想的不是杀降这件事——这八个人，死有余辜，换做是他自己，一样会杀，只不过手段不至于像李鸿章这样酷烈，一举杀掉两千余人。
他所想的，是李鸿章这个人。
*(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本站）订阅，打赏，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一笔四万银元的奖赏，再加上一张褒奖的手谕。这是安抚的表示，亦有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想着这样磨他几天，耗尽了他的锐气，自然也就回去了。
谁知道戈登回去是回去了，却仍然不买账。不仅从开字大营中强行讨走了所羁押的郜永宽义子，而且把四万银元连同那份手谕，一并退了回来，声明常胜军从此不再接受李鸿章的节制。在送回来的手谕背面，还另写了一句狠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与李鸿章相关的东西”。
“不要就不要！我正好省下了。”李鸿章强自抑制着心中的恼火，对替他办这趟差事的克里芬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戈登，淮军照样打仗，他不要军饷，我倒要看看能顶多久。”
然而局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朝野之中，对他在苏州先骗降再杀降的做法，非议渐起，再过两天，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忽然赶到了苏州，面见李鸿章。
戈登的愤怒，来自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一名英**官，被拉入了这个诱降的骗局之中，觉得名誉受损，是巨大的耻辱。二是对杀降本身这种“不人道”的做法，非常气愤。三是租界里有人看戈登的笑话，认为中国人拿他的“保证”，看做不值一文。
但阿礼国此行，所为的就不仅仅替戈登出头，而是代表着领事团的公意。淮军在苏州杀降两千余人，大违“万国公法”中不得杀害和虐待俘虏的规定，弄得租界哗然，一致认为西洋各国，不该再继续帮助野蛮的淮军，而各国的军官，也不应继续在淮军和常胜军中效力。各国领事均已上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事务衙门提出抗议，而阿礼国除了将这些意思向李鸿章做了转达，表示谴责之外，还要求李鸿章必须做出书面道歉。
当初关卓凡将洋二团“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把轩军中的大部分英法军官集中在洋二团之内，因此常胜军中的三百多洋人，以英国人占了一半，法国人占了两成，因此领事团推举阿礼国来做这件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阿礼国所提出的道歉要求，李鸿章一口回绝。
“他们八个，盘踞半城，漫天索价，不是真心投降！我为了苏州几十万生灵着想，不能不出此一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杀八个，保全几十万，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不是八个，而是两千多！”
“那两千人，都是他们的死党，关系太大，不得不杀！”
“可是你安排了戈登作为保证人！这关系到英**人的名誉，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变更盟约，必须事先通知证人。”
“戈登人在新阳，时间紧急，来不及告诉他。”
“那你就不该接受对方的投降，应该堂堂正正地战斗。用欺骗的手段，是可耻的，你必须为此道歉！”
这一点是关键，很难遮掩得过去，于是李鸿章拿出了他那一股痞劲，打起官腔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的军政，”他拖长了声音，傲慢地说，“与外国人不相干，谈不上道歉不道歉。”
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不欢而散，阿礼国怒气冲冲地告辞，到新阳找戈登去了。
这场谈判的具体情形，很快便传到了关卓凡的耳中。他听过了刘郇膏的报告，只是点点头，一语不发。待到刘郇膏辞了出去，便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件乌木镇纸，静静地想心事。
所想的不是杀降这件事——这八个人，死有余辜，换做是他自己，一样会杀，只不过手段不至于像李鸿章这样酷烈，一举杀掉两千余人。
他所想的，是李鸿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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