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章 在商言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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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袁放露出震惊的表情,一旁的贺穆兰窃笑着扭过头,她已经被这位陛下这种本事绕过无数次了。
古弼大概是心脏强韧,每次被吓到后都能再回复回来,此时一边瞪着拓跋焘一边替他开口询问:
“按阁下的话,先要花钱又是何意?”
袁放似乎也气恼于自己“认输”的如此简单,听到古弼的问话,有些提不起精神地说道:“我在袁家管的是经商,自然最了解的就是商道。袁家历经宋魏之战,曾经残破不堪,土地荒废被夺不说,荫户也纷纷逃窜,当年能够重新恢复繁盛,全是靠经商有道。”
“如今魏国的问题,在于百姓太穷,国家更穷。人口不够耕种,各地货物贫乏,偏偏又断了商路,即便每个人都分到田种,也比不上南方的富庶之地,只能靠打仗获取财富。”
袁放见众人露出不以为然地表情,知道他们瞧不起商人,这也是正常,世人都轻商重利,他自己经商也是因为他是次子,而家中的密道又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谁家也不会让嫡子去操持商业。
“所以我一直想着‘分田’。百姓都田地之后,自然就不会苦于无粮可交赋税了。”拓跋焘开口接话。
“分田只是权宜之计,人就那么多,加之各地门阀豪族私田不知有多少,官府要与这些势力抢‘人’,成效还是来的太慢。”袁放斜斜地看向古弼,“所以最好也不用动摇各地根本的办法,如果能建立‘官商’,统辖百工、经营有道,与各地通商之后的利润,自然就可以为官府和官吏提供经费和俸禄。官商在各地经商,可缴纳‘商税’补贴,如此一来,农事上的税收就可减免,百姓负担更少。”
“你是说,征收市税?”古弼一听之后立刻摇头:“我国民生凋敝,为了鼓励百姓以货易货,从无市税一说。你刚刚说减免赋税,如今又要征收市税,又有何区别?”
“可以按成交的数量和收益确定是否征调市税,若只是民间易货,自然不用收税。可若是成交一百笔、一千笔呢?也不收税?在我看来,在魏国的商人是天底下最快活的商人了,在宋国时,可没有这样不收市税的规矩!”
“可是……”
“笔公,让他继续说!”拓跋焘打断了古弼的话,“在我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只是我会不会采纳,就是我的问题了。”
古弼闻言住嘴,赫连定则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开始思考。
袁放得了鼓励,继续说道:“其实魏国的位置极好,长安和洛阳都曾是经商者最渴望之地,如今已经都归了我大魏所有。魏国地处正中,只是因为常年征战而废了商道,如今东南西北来的货物,都可以在此汇集。商人互通有无,便可平抑各地商品的价格,使得生存的本钱大大降低,百姓手中有了盈余,就不用担心无税可交,自然更不用去‘假贷’了。”
“不过商人也确实可以乱国,此法有个最大的风险……”
贺穆兰突然插嘴,引得众人向她看来。
贺穆兰是很少过问政事的,所以众人见她也开了口,就更为慎重。
“什么风险?”袁放有些不服气地问她。
贺穆兰静静一笑,吐出四个字来。
“官商勾结。”
“咦?”
“官员经商,在我大魏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没有俸禄,大多也就听之任之,汉人大族出身的官吏,由于注重家声,绝不会肆意盘剥,可一旦由寒门或鲜卑官吏担任职务,难保不会官商勾结,共同赢利。官员一旦为了利益,便可以权谋私,变节求利,最终更加激化矛盾。此外,人人都可以经商,土地必定荒废,若其他国家一旦不愿意卖粮,势必要出现饥荒。”
贺穆兰知道这个时代还没有现代经济发达,什么外贸出口都是扯淡,粮食属于国家战争储备资源,轻易不会有国家愿意卖的。
而且“官商勾结”的危害导致的吏治败坏,她见的还少吗?
拓跋焘想了想就知道贺穆兰在担心什么,闻言立刻点头:“确实如此。不过这也简单,我可下诏,除了官商以外,为官者不可经商,否则一律重处。如今最重要的是解决百姓无法生存的问题。”
这件事若是搁在汉人的政权里恐怕不算什么为难之事,因为汉人士大夫的气节里就包括“不与民争利”,所以文人经商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很多人情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经商谋利。
对于那些能做官的汉人来说,大部分都是大族出身,即使是庶子一旦出仕也有家族支援,所以倒不必这般横征暴敛,他们注重名声更高于这些俗物。
但如今是鲜卑人当权,各地的官员里不少是胡族,有些则是士族破败又再起、已经忘了坚持的新士族,这些人追名逐利起来,当真是让人觉得可怕。
在这一点上,魏国官场上汉人士族官吏的“操守”,也不知道要甩鲜卑人到几条街去。至少他们最多是“贪/污/受/贿”,还没有几个公然如王斤这样直接明晃晃的将别人下罪夺取家产的。
贺穆兰本想说“当官的不可经商,难道家人经商就可以吗”,可她在想想,以如今商业凋敝的情况来看,要想社会富裕到考虑这种问题,还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所以也就闭口不言。
既然拓跋焘愿意立律限制官员经商,按照古代人的死板程度,至少为了性命,不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袁放见贺穆兰并不是只懂得打仗的武夫,心中也是惊讶的很,直到这个时候,他骄傲的神色才收敛了起来,正正经经地说道。
“商人的作用不止如此。到了战时,商人便是最好的消息来源。何地发生饥荒要粮,哪里的粮草突然被大量征集,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分辨国家动向,是商人独有的一种技巧。我袁家几次在大军出征前囤积了粮草,又在征战时高价售出,便是通过粮食的多寡分析出我国即将作战,赚了一笔财帛。”
“又如大军出征柔然时,我袁家便在... -->>
看见袁放露出震惊的表情,一旁的贺穆兰窃笑着扭过头,她已经被这位陛下这种本事绕过无数次了。
古弼大概是心脏强韧,每次被吓到后都能再回复回来,此时一边瞪着拓跋焘一边替他开口询问:
“按阁下的话,先要花钱又是何意?”
袁放似乎也气恼于自己“认输”的如此简单,听到古弼的问话,有些提不起精神地说道:“我在袁家管的是经商,自然最了解的就是商道。袁家历经宋魏之战,曾经残破不堪,土地荒废被夺不说,荫户也纷纷逃窜,当年能够重新恢复繁盛,全是靠经商有道。”
“如今魏国的问题,在于百姓太穷,国家更穷。人口不够耕种,各地货物贫乏,偏偏又断了商路,即便每个人都分到田种,也比不上南方的富庶之地,只能靠打仗获取财富。”
袁放见众人露出不以为然地表情,知道他们瞧不起商人,这也是正常,世人都轻商重利,他自己经商也是因为他是次子,而家中的密道又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谁家也不会让嫡子去操持商业。
“所以我一直想着‘分田’。百姓都田地之后,自然就不会苦于无粮可交赋税了。”拓跋焘开口接话。
“分田只是权宜之计,人就那么多,加之各地门阀豪族私田不知有多少,官府要与这些势力抢‘人’,成效还是来的太慢。”袁放斜斜地看向古弼,“所以最好也不用动摇各地根本的办法,如果能建立‘官商’,统辖百工、经营有道,与各地通商之后的利润,自然就可以为官府和官吏提供经费和俸禄。官商在各地经商,可缴纳‘商税’补贴,如此一来,农事上的税收就可减免,百姓负担更少。”
“你是说,征收市税?”古弼一听之后立刻摇头:“我国民生凋敝,为了鼓励百姓以货易货,从无市税一说。你刚刚说减免赋税,如今又要征收市税,又有何区别?”
“可以按成交的数量和收益确定是否征调市税,若只是民间易货,自然不用收税。可若是成交一百笔、一千笔呢?也不收税?在我看来,在魏国的商人是天底下最快活的商人了,在宋国时,可没有这样不收市税的规矩!”
“可是……”
“笔公,让他继续说!”拓跋焘打断了古弼的话,“在我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只是我会不会采纳,就是我的问题了。”
古弼闻言住嘴,赫连定则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开始思考。
袁放得了鼓励,继续说道:“其实魏国的位置极好,长安和洛阳都曾是经商者最渴望之地,如今已经都归了我大魏所有。魏国地处正中,只是因为常年征战而废了商道,如今东南西北来的货物,都可以在此汇集。商人互通有无,便可平抑各地商品的价格,使得生存的本钱大大降低,百姓手中有了盈余,就不用担心无税可交,自然更不用去‘假贷’了。”
“不过商人也确实可以乱国,此法有个最大的风险……”
贺穆兰突然插嘴,引得众人向她看来。
贺穆兰是很少过问政事的,所以众人见她也开了口,就更为慎重。
“什么风险?”袁放有些不服气地问她。
贺穆兰静静一笑,吐出四个字来。
“官商勾结。”
“咦?”
“官员经商,在我大魏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没有俸禄,大多也就听之任之,汉人大族出身的官吏,由于注重家声,绝不会肆意盘剥,可一旦由寒门或鲜卑官吏担任职务,难保不会官商勾结,共同赢利。官员一旦为了利益,便可以权谋私,变节求利,最终更加激化矛盾。此外,人人都可以经商,土地必定荒废,若其他国家一旦不愿意卖粮,势必要出现饥荒。”
贺穆兰知道这个时代还没有现代经济发达,什么外贸出口都是扯淡,粮食属于国家战争储备资源,轻易不会有国家愿意卖的。
而且“官商勾结”的危害导致的吏治败坏,她见的还少吗?
拓跋焘想了想就知道贺穆兰在担心什么,闻言立刻点头:“确实如此。不过这也简单,我可下诏,除了官商以外,为官者不可经商,否则一律重处。如今最重要的是解决百姓无法生存的问题。”
这件事若是搁在汉人的政权里恐怕不算什么为难之事,因为汉人士大夫的气节里就包括“不与民争利”,所以文人经商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很多人情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经商谋利。
对于那些能做官的汉人来说,大部分都是大族出身,即使是庶子一旦出仕也有家族支援,所以倒不必这般横征暴敛,他们注重名声更高于这些俗物。
但如今是鲜卑人当权,各地的官员里不少是胡族,有些则是士族破败又再起、已经忘了坚持的新士族,这些人追名逐利起来,当真是让人觉得可怕。
在这一点上,魏国官场上汉人士族官吏的“操守”,也不知道要甩鲜卑人到几条街去。至少他们最多是“贪/污/受/贿”,还没有几个公然如王斤这样直接明晃晃的将别人下罪夺取家产的。
贺穆兰本想说“当官的不可经商,难道家人经商就可以吗”,可她在想想,以如今商业凋敝的情况来看,要想社会富裕到考虑这种问题,还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所以也就闭口不言。
既然拓跋焘愿意立律限制官员经商,按照古代人的死板程度,至少为了性命,不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袁放见贺穆兰并不是只懂得打仗的武夫,心中也是惊讶的很,直到这个时候,他骄傲的神色才收敛了起来,正正经经地说道。
“商人的作用不止如此。到了战时,商人便是最好的消息来源。何地发生饥荒要粮,哪里的粮草突然被大量征集,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分辨国家动向,是商人独有的一种技巧。我袁家几次在大军出征前囤积了粮草,又在征战时高价售出,便是通过粮食的多寡分析出我国即将作战,赚了一笔财帛。”
“又如大军出征柔然时,我袁家便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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