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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给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党阀”、“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门进到休息室，休息室内的军队高级将领，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起立，因为军队同志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总司令来了全部站起来，是对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朱德同志上天安门，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说：“朱德算什么总司令，你们给他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造反派在当年造反的时候，以为真理尽在他手，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世界都是他的了。经过历史的淘汰，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么？与朱德的地位比较起来，你算什么？历史承认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过是山脚下一抔黄土而已。什么叫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历史检验？这就是历史检验。
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说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秋收起义建军，是三湾改编建军，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定为九三○建军节，就是9月30日，三湾改编那天。
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毛泽东说建军节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点不能改。毛泽东同志通过肯定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绝对的肯定。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个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西方的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什么叫恐惧？你不好好干我撤了你，这是恐惧。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干我提拔你，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的产生是发自内心的。
朱老总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形成了领导的核心，树立了领导的权威。他就是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驱散了人们内心的失望和恐惧，从而成为这个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给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党阀”、“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门进到休息室，休息室内的军队高级将领，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起立，因为军队同志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总司令来了全部站起来，是对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朱德同志上天安门，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说：“朱德算什么总司令，你们给他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造反派在当年造反的时候，以为真理尽在他手，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世界都是他的了。经过历史的淘汰，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么？与朱德的地位比较起来，你算什么？历史承认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过是山脚下一抔黄土而已。什么叫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历史检验？这就是历史检验。
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说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秋收起义建军，是三湾改编建军，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定为九三○建军节，就是9月30日，三湾改编那天。
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毛泽东说建军节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点不能改。毛泽东同志通过肯定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绝对的肯定。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个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西方的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什么叫恐惧？你不好好干我撤了你，这是恐惧。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干我提拔你，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的产生是发自内心的。
朱老总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形成了领导的核心，树立了领导的权威。他就是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驱散了人们内心的失望和恐惧，从而成为这个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