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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很小就被抓了壮丁，之前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仗，除了开枪杀人之外，对于其它的谋生手段几乎是一窍不通，做小生意是做一次赔一次，种地也竞争不过那些庄稼把式，进工厂同样笨手笨脚砸了活计，最后，李副官身边的积蓄统统用尽，只好去拉黄包车——可黄包车也不是那么好拉的！
在这年头的上海，光是从车行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而且，若是没有关系和人脉的话，还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给帮会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违章的罚款——算上后来增加的日租界，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规，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个右行一个左行，对于基本是文盲的黄包车夫来说，想要完全不犯错可真是太难了——因此上海黄包车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块大洋，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因为租不到车行里上过牌的黄包车，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没牌照的黑车，结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车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霉的时候，他甚至差一点去跳黄浦江。亏得在自杀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总政委的教堂里祈祷告解了一番，从而被胡总政委忽悠上了贼船，否则眼下还有没有他这个人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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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这两个人的凄惨遭遇，还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命运之不幸，那么接下来几个工人的叙述，则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残酷，甚至就连“抗日爱国”都成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借口。
在闲聊中，一位纱厂的工人叹息说，原本通过大革命和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各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劳工保障条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萧条，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干脆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公开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面对经济危机，纱厂的资方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前年的工资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资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如今也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口号中被恢复了，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摊了摊手，“……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更别提在有些时候，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甚至还要打折，还要迟发！
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精光，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整天咳嗽流冷汗，还是硬撑着做工，最后活活累死——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厂里活活累死。都还不是最惨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来。实在是干不动活，却又一时死不了，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
接下来，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即使成了残废，东家最多也就是给几块钱，然后丢出去自生自灭……
像这样在工厂中被榨干血肉的过劳死，听上去已经够可怕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付出了如此损害健康的劳动之后，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从去年开始，厂里的工资就只发一半的现钱，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丝绸），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卖掉来换钱，可身边的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哪里买得起绸子呢？如今市面上的丝绸又严重滞销，连当铺都不肯收！没有办法，我只得抱着绸子哭！”
一位脸色憔悴的丝绸厂女工捧着茶杯，泣不成声地哭诉说，而王秋则很怜悯地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绸子，并且考虑是不是要下个单子，把她们厂里积压的丝绸买来——反正自己手里就数钞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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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工人的悲惨叙述，看着他们廋骨嶙峋、未老先衰、百病丛生的身体，王秋同学深受震撼。
事实上，且不说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被老板踢出工厂冻死饿死的工人，就是眼前这几个还在人世间挣扎的家伙，在王秋的眼里，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毙、行尸走肉的模样——平均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却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岁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全都身材伛偻、反应迟钝，走路踉踉跄跄，体质极为虚弱；多半患有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以及消化不良症、肝病、肾病和风湿症这些常见的职业病。却根本没有钱去治疗，也没有假期去调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
就连古埃及那些在尼罗河畔种田的农奴，貌似也比这些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更加健康得多！
对于这些民国时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工厂的铁门恐怕就像是吃人怪兽的大嘴，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声，吞进去一条条鲜活的健康生命，吐出来一具具垂死的行尸走肉……这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
怪不得马克思会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像这样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不是夸张，不是艺术化的修辞，是真的在吃人！(未完待续。。)
然而，他很小就被抓了壮丁，之前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仗，除了开枪杀人之外，对于其它的谋生手段几乎是一窍不通，做小生意是做一次赔一次，种地也竞争不过那些庄稼把式，进工厂同样笨手笨脚砸了活计，最后，李副官身边的积蓄统统用尽，只好去拉黄包车——可黄包车也不是那么好拉的！
在这年头的上海，光是从车行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而且，若是没有关系和人脉的话，还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给帮会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违章的罚款——算上后来增加的日租界，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规，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个右行一个左行，对于基本是文盲的黄包车夫来说，想要完全不犯错可真是太难了——因此上海黄包车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块大洋，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因为租不到车行里上过牌的黄包车，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没牌照的黑车，结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车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霉的时候，他甚至差一点去跳黄浦江。亏得在自杀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总政委的教堂里祈祷告解了一番，从而被胡总政委忽悠上了贼船，否则眼下还有没有他这个人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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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这两个人的凄惨遭遇，还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命运之不幸，那么接下来几个工人的叙述，则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残酷，甚至就连“抗日爱国”都成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借口。
在闲聊中，一位纱厂的工人叹息说，原本通过大革命和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各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劳工保障条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萧条，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干脆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公开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面对经济危机，纱厂的资方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前年的工资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资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如今也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口号中被恢复了，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摊了摊手，“……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更别提在有些时候，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甚至还要打折，还要迟发！
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精光，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整天咳嗽流冷汗，还是硬撑着做工，最后活活累死——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厂里活活累死。都还不是最惨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来。实在是干不动活，却又一时死不了，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
接下来，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即使成了残废，东家最多也就是给几块钱，然后丢出去自生自灭……
像这样在工厂中被榨干血肉的过劳死，听上去已经够可怕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付出了如此损害健康的劳动之后，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从去年开始，厂里的工资就只发一半的现钱，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丝绸），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卖掉来换钱，可身边的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哪里买得起绸子呢？如今市面上的丝绸又严重滞销，连当铺都不肯收！没有办法，我只得抱着绸子哭！”
一位脸色憔悴的丝绸厂女工捧着茶杯，泣不成声地哭诉说，而王秋则很怜悯地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绸子，并且考虑是不是要下个单子，把她们厂里积压的丝绸买来——反正自己手里就数钞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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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工人的悲惨叙述，看着他们廋骨嶙峋、未老先衰、百病丛生的身体，王秋同学深受震撼。
事实上，且不说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被老板踢出工厂冻死饿死的工人，就是眼前这几个还在人世间挣扎的家伙，在王秋的眼里，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毙、行尸走肉的模样——平均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却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岁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全都身材伛偻、反应迟钝，走路踉踉跄跄，体质极为虚弱；多半患有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以及消化不良症、肝病、肾病和风湿症这些常见的职业病。却根本没有钱去治疗，也没有假期去调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
就连古埃及那些在尼罗河畔种田的农奴，貌似也比这些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更加健康得多！
对于这些民国时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工厂的铁门恐怕就像是吃人怪兽的大嘴，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声，吞进去一条条鲜活的健康生命，吐出来一具具垂死的行尸走肉……这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
怪不得马克思会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像这样原始版本的资本主义，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不是夸张，不是艺术化的修辞，是真的在吃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