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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杨教授的语气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有些低落，“……咳咳，小王同志，我想你也应该是清楚的，如今咱们中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倒不是说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跟西方那些大财团在幕后掌权当家的‘民主’制度相比，我国有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更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资本主义毕竟也还是资本主义，还是要靠利润活着，政府也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除了外部市场之外，就只能是依靠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用税收政策来搞转移支付。
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你从企业的利润里大量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搞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你有劳动法，有工会，其它很多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破产，不想破产就把企业往没有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福利社会的国家就变得产业空心化了。而且，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就是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
因此，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些年里，全球经济长期萎靡，我国的外贸出口额度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但国内生产又不能随便削减，一削减就是大批的失业浪潮，很多人都会没钱买东西。那又该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否则就是养懒人了。可具体又该怎么干活呢？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只会越生产越过剩。于是。政府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能追求利润，或者要把利润的回收放到长期去——具体来说，就是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工程，或者国防建设工程。
比如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政府发行国债，上马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雇佣工人修桥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事实上，就在1934年12月的此刻，希特勒就正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则是在美国全境大兴土木搞基建，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全都等于是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让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有了起色。”
“……但如果这么搞的话，基本上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吧！”王秋听得顿时脸色有些难看，“……罗斯福的新政暂且不提。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搞到最后，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啊！”
“……没办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能够根治经济危机的方案。只有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救急法子。若是想要釜底抽薪地真正消灭生产过剩。目前唯一已知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资本主义制度送葬……当然，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按照这种搞法，期间死的人只怕会比再打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一个弄不好，让地球直接进入‘核冬天’辐射废土副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杨教授耸了耸肩。“……很显然，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做出这么高风险的事。暂时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想办法搞短线操作，能拖一天是一天。而这就是我们大批搜集古董的社会意义所在——国家可以用‘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口号，把古董的价格炒上去，从富人们手里把钱换出来，再把钱以福利、救济和工程款的形式，输送给真正需要花钱的底层群众，制造出市场购买力，从而缓解经济危机……”
“……明白了，虽然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本身，确实是不能吃不能穿。但关键在于能顶货币用，从古董交易之中赚到的钱，一部分发给了我们这些临时工，用于制造社会购买力，一部分被国家收缴上去，再次进行分配，把购买力输送到社会底层；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军火和物资，用于支援民国时空的我党前辈闹革命，又给现代的军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订单，养活了更多的工人和家属……”王秋若有所思，喃喃地说。
“……是啊，这就相当于神明赐给了我们一个金矿，不仅储量足够大，而且出现在一个任何财团都控制不了的地方，不会被某几个富人或大财团垄断。顺便还能倾销一部分过时积压的剩余商品……更妙的是，古董不是粮食、不是股票、不是企业、不是房地产，即使有一天古董市场被搞得崩盘了，通常也只是让一些投机商和收藏家血本无归而已。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说到这里，杨教授突然意有所指瞟了王秋一眼，淡淡地提醒道，“……小王同志，你也不要以为是国家占了你的便宜——确实，没有你的跨时空传输异能，这一切贸易和交换都无从谈起。但问题是，如果只凭你自己的力量，在虫洞最多能够维持的两三年时间里，又能赚到多少钱？”
回想起早先在上海滩开杂货铺之时，先是被黑帮混混大肆勒索，又遭上海商会老头子呵斥警告的糟糕经历，原本心情还有些纠结的王秋同学，顿时终于清醒了过来，不由得笑着挠了挠头发，“……呵呵，估计能赚到几万块大洋就是极限了，还得跟金奇娜大姐一家子分钱……只是感觉有点对不起粟裕、方志敏他们这些革命先辈，因为我们把这个时空的各种古董文物都一扫而空了……”
“……这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没什么对不起的。”杨教授淡淡地答道，“……谁让我们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国，生产力严重过剩；而这边的中国却是破败不堪，生产力严重匮乏呢？
而且，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眼中，价值也是不一样的。这些被我们带走的古董珍玩，在革命先辈的眼中，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来说， 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要务，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都已经落魄得快要亡国灭种了，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还有啥用啊？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明明确确地告诉他们，只要把全中国的古董和珍宝统统都卖掉，就能立即收复失地、驱逐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工业化和民族复兴……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择？”杨教授耸了耸肩，“……大概只有胡适这种念洋书、说洋文，生活在天堂里的家伙，才会跳出来反对吧！”
※※※※※※※※※※※※※※※※※※※※※
另一方面，正当王秋和杨教授这两位穿越者，在私下里讨论着跨位面古董买卖的社会经济意义之时，工农红军的革命先辈们，则是依然在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天地而高歌猛进。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整个红十军团已经全部登陆上岸，开始在苏州布防和集结。一部分先头部队乘坐冲锋舟，沿着江南地区犹如蛛网般密布的内河水道，朝着上海方向展开全面冲刺，预先抢占沿途的各个交通要隘。而上万名主力部队则拖着火炮和辎重，意气风发地沿着公路高歌挺进！
——头戴红星的红军战士即将客串圣诞老人，给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厚礼”！(未完待续。。)
”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杨教授的语气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有些低落，“……咳咳，小王同志，我想你也应该是清楚的，如今咱们中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倒不是说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跟西方那些大财团在幕后掌权当家的‘民主’制度相比，我国有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更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资本主义毕竟也还是资本主义，还是要靠利润活着，政府也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除了外部市场之外，就只能是依靠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用税收政策来搞转移支付。
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你从企业的利润里大量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搞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你有劳动法，有工会，其它很多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破产，不想破产就把企业往没有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福利社会的国家就变得产业空心化了。而且，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就是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
因此，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些年里，全球经济长期萎靡，我国的外贸出口额度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但国内生产又不能随便削减，一削减就是大批的失业浪潮，很多人都会没钱买东西。那又该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否则就是养懒人了。可具体又该怎么干活呢？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只会越生产越过剩。于是。政府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能追求利润，或者要把利润的回收放到长期去——具体来说，就是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工程，或者国防建设工程。
比如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政府发行国债，上马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雇佣工人修桥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事实上，就在1934年12月的此刻，希特勒就正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则是在美国全境大兴土木搞基建，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全都等于是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让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有了起色。”
“……但如果这么搞的话，基本上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吧！”王秋听得顿时脸色有些难看，“……罗斯福的新政暂且不提。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搞到最后，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啊！”
“……没办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能够根治经济危机的方案。只有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救急法子。若是想要釜底抽薪地真正消灭生产过剩。目前唯一已知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资本主义制度送葬……当然，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按照这种搞法，期间死的人只怕会比再打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一个弄不好，让地球直接进入‘核冬天’辐射废土副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杨教授耸了耸肩。“……很显然，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做出这么高风险的事。暂时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想办法搞短线操作，能拖一天是一天。而这就是我们大批搜集古董的社会意义所在——国家可以用‘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口号，把古董的价格炒上去，从富人们手里把钱换出来，再把钱以福利、救济和工程款的形式，输送给真正需要花钱的底层群众，制造出市场购买力，从而缓解经济危机……”
“……明白了，虽然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本身，确实是不能吃不能穿。但关键在于能顶货币用，从古董交易之中赚到的钱，一部分发给了我们这些临时工，用于制造社会购买力，一部分被国家收缴上去，再次进行分配，把购买力输送到社会底层；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军火和物资，用于支援民国时空的我党前辈闹革命，又给现代的军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订单，养活了更多的工人和家属……”王秋若有所思，喃喃地说。
“……是啊，这就相当于神明赐给了我们一个金矿，不仅储量足够大，而且出现在一个任何财团都控制不了的地方，不会被某几个富人或大财团垄断。顺便还能倾销一部分过时积压的剩余商品……更妙的是，古董不是粮食、不是股票、不是企业、不是房地产，即使有一天古董市场被搞得崩盘了，通常也只是让一些投机商和收藏家血本无归而已。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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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没什么对不起的。”杨教授淡淡地答道，“……谁让我们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国，生产力严重过剩；而这边的中国却是破败不堪，生产力严重匮乏呢？
而且，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眼中，价值也是不一样的。这些被我们带走的古董珍玩，在革命先辈的眼中，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来说， 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要务，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都已经落魄得快要亡国灭种了，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还有啥用啊？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明明确确地告诉他们，只要把全中国的古董和珍宝统统都卖掉，就能立即收复失地、驱逐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工业化和民族复兴……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择？”杨教授耸了耸肩，“……大概只有胡适这种念洋书、说洋文，生活在天堂里的家伙，才会跳出来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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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整个红十军团已经全部登陆上岸，开始在苏州布防和集结。一部分先头部队乘坐冲锋舟，沿着江南地区犹如蛛网般密布的内河水道，朝着上海方向展开全面冲刺，预先抢占沿途的各个交通要隘。而上万名主力部队则拖着火炮和辎重，意气风发地沿着公路高歌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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