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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 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集会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共党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 -->>
总的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 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集会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共党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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