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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反共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反动势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派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派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反共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反共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
无论江西苏区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造事端，以便为侵略中国寻找借口。而发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藏匿起来想要自杀，但这家伙在事前没有留下只字片纸，被同事们认为是失踪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武断地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
时任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于6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国表示威胁，还陆续调派第三舰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恐吓。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新一轮战火仿佛一触即发——面对云集在下关江面，已经卸掉了炮衣的日舰。南京全城可说是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关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实就是企图以藏本“失踪”事件为口实挑起冲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焦头烂额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严令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加紧查找，在南京实行户口总检查。最后，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中国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报公开了藏本英明生还的真相——这场差点儿让中日两国提前开战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
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分为四个区。其中西区和东区是新区，面积较大，而南区和北区是老区，面积较小。金奇娜的房子就在苏州河北岸的北区里。
日本作为后起的列强，在上海原本没有合法的租界，但在公共租界东区的虹口，很早有大量日本侨民聚居，自成一体，犹如日后欧美的唐人街一般。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位于虹口一带。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日本趁机于6月9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强行入驻虹口地区，保护侨民，在四川北路上设立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共租界方面对此无可奈何。
等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人正式用武力接管了整个东区，从而形成了虹口日租界。
再接下来，贪心不足的日本人，又继续对紧邻着东区的公共租界北区虎视眈眈，动用了从浪人滋扰到武力恐吓等各种手段，企图把美英势力驱赶到苏州河以南……在最初的时候，租界工部局还死撑着硬抗，但等到“藏本事件”爆发之后，眼看着日本军队已经在江南地区进出如无人之境，色厉内荏的工部局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交出北区管理权，把苏州河以北的地盘全部划进了虹口日租界。
就这样，从沈阳一路流亡到上海的金奇娜大姐无限悲愤地发现，继东北三省沦陷之后，自己家在上海的房子也要沦陷了……如果不想当大日本帝国的良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未完待续。。)
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反共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反动势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派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派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反共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反共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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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江西苏区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造事端，以便为侵略中国寻找借口。而发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藏匿起来想要自杀，但这家伙在事前没有留下只字片纸，被同事们认为是失踪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武断地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
时任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于6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国表示威胁，还陆续调派第三舰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恐吓。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中国使用武力，新一轮战火仿佛一触即发——面对云集在下关江面，已经卸掉了炮衣的日舰。南京全城可说是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关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实就是企图以藏本“失踪”事件为口实挑起冲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焦头烂额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严令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加紧查找，在南京实行户口总检查。最后，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中国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报公开了藏本英明生还的真相——这场差点儿让中日两国提前开战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
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来，横跨苏州河南北两岸，分为四个区。其中西区和东区是新区，面积较大，而南区和北区是老区，面积较小。金奇娜的房子就在苏州河北岸的北区里。
日本作为后起的列强，在上海原本没有合法的租界，但在公共租界东区的虹口，很早有大量日本侨民聚居，自成一体，犹如日后欧美的唐人街一般。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位于虹口一带。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日本趁机于6月9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强行入驻虹口地区，保护侨民，在四川北路上设立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共租界方面对此无可奈何。
等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人正式用武力接管了整个东区，从而形成了虹口日租界。
再接下来，贪心不足的日本人，又继续对紧邻着东区的公共租界北区虎视眈眈，动用了从浪人滋扰到武力恐吓等各种手段，企图把美英势力驱赶到苏州河以南……在最初的时候，租界工部局还死撑着硬抗，但等到“藏本事件”爆发之后，眼看着日本军队已经在江南地区进出如无人之境，色厉内荏的工部局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交出北区管理权，把苏州河以北的地盘全部划进了虹口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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